关于霸王嫖能否构成诈骗罪问题的探讨

霸王嫖能否构成诈骗罪的问题涉及财产犯罪保护法益这一基本问题。在德日及我国的刑法语境下可以得到不同的法律评价。德国对此问题的争论主要是围绕着法律的财产说、经济的财产说和法律的/经济的财产说三种学说展开,日本则主要围绕本权说、占有说和折中说三种学说展开。我国对此问题没有体系性的探讨,但学者基本持否定态度。霸王嫖能否构成诈骗罪问题不同答案的背后折射出不同的刑法基本立场。

普通累犯情节对我国强奸罪量刑的影响——以79份判决书为样本的实证研究

我国刑法规定对于普通累犯从重处罚,然而普通累犯情节在司法实践中究竟是如何影响具体个案的量刑活动依然是研究的空白。根据法意数据库中79份刑事判决书的经验研究,发现在我国的刑事审判活动中,普通累犯情节对于强奸罪的量刑结果只起到次要的作用,其中累犯前后罪性质是否具有同一性这一变量与当下犯罪强奸罪的量刑结果之间呈现较大的正相关,而累犯前罪刑罚执行完毕到当下犯罪之间的时间间隔这一变量对于当下犯罪强奸罪的量刑结果的影响与最高法院的预期不符。

员工秘密取回老板拖欠工资行为之定性研究

电影《三枪拍案惊奇》中赵六陈七秘密取回老板拖欠工资的行为实乃当下社会现实问题的反映。在我国当前刑法语境下,此类员工秘密取回老板拖欠工资的行为不同于窃取本人财物的行为,形式上构成盗窃罪。因为欠缺情况紧迫这一时机条件,该行为不属于自救行为,因而无法得到正当化。在目前公力救济无法切实保障被欠薪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而劳动者无奈采取的私力救济又涉及刑事不法的困境下,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或可为其提供一条出路。

认罪认罚从宽背景下预交罚金的制度化构思

实践中法院为解决罚金刑执行难的问题,创设了预交罚金的方法。预交罚金存在着“以钱买刑”“未审先判”等问题,并且定位模糊,这导致其未能得到广泛认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建立给预交罚金的完善与进化带来了新的机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预交罚金的理论和实践需求、量刑建议及量刑协商提供了制度化载体。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框架内,预交罚金应当以检察院为实施主体,成为认定“认罚”依据的重要情况;结合刑事诉讼财产保全制度,建构新的替代保全制度,形成罚金刑执行的双重保障。

罪与刑的线性不相关:美国大规模监禁罪刑关系的理论迷思

一般认为,罪为因,刑为果。理想的罪刑关系应该是高度相关的线性关系。然而,美国半个世纪以来的大规模监禁作为罪刑关系的样本却显示,罪刑之间并不存在如此直接和即时的线性相关。以美国大规模监禁罪刑关系的三个迷思为抓手,本文发现犯罪率的消长只是监禁率变化的因素之一,而不是其全部根据,甚至不是主因。监禁率的变化对于犯罪率的消长而言也并不存在立竿见影的效果,犯罪的潮汐涨落亦受到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中的规律还有待进一步探究。现实世界的复杂性注定了罪刑关系的复杂性,直觉式的罪刑关系想象既不符合现实,又会给现实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美国大规模监禁的惨痛教训提醒我们,必须用一种复杂数据模型的思考方式去代替直觉式的罪刑关系想象,只有观念发生变革,才能带来犯罪控制模式的革新。

我国累犯从严实效之实证研究

一直以来,我国学者普遍认为累犯从严是减少犯罪、防卫社会的有效手段。然而,国外多年来一系列相关实证研究结果却显示,累犯从严在减少犯罪方面的实际效果存疑。为了检验我国累犯从严减少犯罪的实效,以2000—2011年我国各地各级法院普通累犯相关的刑事判决书为样本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目前我国普通累犯制度的隔离机制低效,威慑机制无效,其在减少犯罪、防卫社会方面的综合实际效果远远低于预期。学界笃信的累犯从严有效论神话就此破灭。

累犯从严量刑适用实证研究

通说认为,累犯情节反映出累犯较大的人身危险性,所以应该对其从重处罚。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对累犯应当怎样从重处罚却语焉不详。直到近年,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的出台才为量刑阶段如何实现累犯从严提供了更为细化的指导。本研究以我国10万个刑事判决书为研究样本,综合运用多种实证研究方法,先后考察了累犯情节整体以及累犯情节各个构成维度对量刑结果的实然影响,结果发现:累犯情节作为一个整体确实对量刑结果存在显著的从严调整作用,然而就累犯情节各个构成维度而言,除了累犯后罪的性质与轻重和累犯从严幅度呈显著正相关以外,累犯前罪的轻重与性质、累犯前后罪的关系、累犯前罪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至再犯罪时间的长短对于量刑结果均不产生显著影响。经验层面的累犯情节量刑适用呈现出"轻轻重重"的适用规律。尽管法官关于累犯从严量刑适用的集体实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司法实践中人身危险性评估的感性判断模式却亟待改进,引入精算式的评估工具不失为一种有益尝试。

报应主义视野下累犯制度的正当性——论证困境与现实启示

与功利主义一样,报应主义一直被学者用来证明累犯制度的理论正当性。在报应主义视野下,学界主流的做法一般是通过尝试证明累犯相较于初犯罪责程度更高或是罪行危害更大来正当化累犯制度。由于此类传统论证进路努力在现有刑法理论框架之内为累犯制度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正当化理论根据,我们称其为"内部论证进路"。与此相对,另有学者决定抛开现有刑法理论框架,转而借助诸如道德理论之类的外来理论来对累犯制度正当性做非传统的论证,我们称其为"外部论证进路"。然而,无论是采取内部进路还是外部进路,学者从报应主义层面对累犯制度理论正当性进行的论证均存在着无法克服的逻辑缺陷。累犯制度的合理性主要在于现实必要性而非理论正当性。累犯制度理论正当性方面的先天不足应该时刻提醒立法者和司法者审慎对待累犯制度。

累犯从严功利主义正当性之批判

累犯从严作为各国通行的量刑实践,其正当性需要被充分证明。许多学者都认为功利主义能为累犯从严正当性提供充分的理论根据。他们主张,累犯从严之所以具有正当性,是因为累犯从严作为一种手段,可以通过改造、威慑和隔离这三种途径,最终实现减少重新犯罪的目的。然而,本文认为,累犯从严的功利主义正当性论证仅能在应然层面获得逻辑上的自洽,在实然层面上却难以成立:一方面,累犯从严功利主义正当性缺乏经验的有效支持。多项实证研究表明,累犯从严并不能有效地改造、威慑、隔离犯罪人,其在减少重新犯罪方面并不能发挥预期的作用。另一方面,累犯从严功利主义正当性在伦理上也存在极大的危险倾向,可能导致国家权力无限扩张,公民权利受到践踏,最终有违公平正义。因此,功利主义并不能为累犯从严提供充分的正当性根据。

累犯重罚之教义刑法学批判

一、累犯重罚:一种存疑的普遍实践累犯重罚是古往今来各国共同的法律实践行为。这种不谋而合的做法跨越时间和空间普遍存在。我们甚至可以说,整个累犯制度的发展史就是累犯重罚实践的发展史。但是,普遍存在就是合理的么,累犯重罚的正当性在哪里?是因为作为累犯的个人没有从之前的惩罚中吸取教训。

疯子抑或坏坯子?——我国女性暴力犯罪人形象的迷思与澄清

女性暴力犯罪人因为对法律和性别角色的双重背离被视为异类。疯子抑或坏坯子,是西方学者赋予女性暴力犯罪人群体的通用标签。本文以我国东部某监狱部分在押女犯为研究样本展开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相比于其他女性犯罪人,女性暴力犯罪人入狱前普遍处于恶劣的生存环境之中,缺乏改善自己处境的有效手段,大部分人有着良好的规则意识和是非观念,鲜有前科劣迹,犯罪后能认罪悔罪,服刑表现突出。其犯罪往往出于情感纠葛或生活矛盾,犯罪对象特定,奉行"冤有头债有主",重新犯罪的可能性不大。将女性暴力犯罪人视为疯子或者坏坯子是一种夸张的污名化,这种看法完全忽视了恶劣的社会环境对其犯罪行为的影响。大部分女性暴力犯罪人是绝望施暴的弱者,目前的服刑改造无法为其提供真正有效的帮助,刑满释放后其将面对更为堪忧的前景。

东南沿海医疗领域商业贿赂犯罪之现状——犯罪学视野下的实证研究

医疗卫生领域的商业贿赂问题因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采取实证研究的方式,以东南沿海两个规模与发展水平相当的中等城市—浙江绍兴与福建泉州从1996年到2006年这十年之间司法机关查获的发生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商业贿赂案件共计65件作为研究样本,从犯罪学的角度切入,发现和揭示东南沿海医疗领域商业贿赂犯罪的特点和成因,更尝试用默顿的紧张理论阐释医疗领域商业贿赂犯罪泛滥背后的深层根源。

财产性判项与减刑假释的联动机制

为解决刑事案件中财产性判项执行难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正式推行服刑人员生效财产性判项履行与其减刑假释裁定相关联的联动机制改革。实践中联动机制作为一种激励机制正向激励不足,负向激励被片面强调或放大,成为一种惩罚模式。在这一模式下,联动机制相关主体之间并不存在共同的利益基础。在保护受害人群体和法院整体利益的目标驱动下,有财产性判项犯罪人的利益普遍受损,由于信息甄别方面的低效,联动机制还导致利益受损犯罪人的范围不当扩大。犯罪人群体由此产生的消极反应进而损害了监狱的重大利益。同时,作为个体的受害人和基层法院法官并不因为联动机制必然获益。利益分配不均带来的成本与内耗降低了联动机制运行的整体效率。虽然联动机制在提高财产性判项执行率方面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可能是巨大的。出于提高整体社会福利的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在推行联动机制改革的过程中需要审慎为之。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罚力度、效度与限度

《刑法修正案(十一)》提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法定刑,以期能够增强该罪的刑罚力度,从而更好地打击非法集资犯罪。然而,刑罚力度是法定刑、宣告刑和执行刑三位一体的产物。量刑环节法官对主刑适用的克制,犯罪人支付能力对罚金判罚的制约,以及行刑环节罚金判而不执、执而不力的现状都会不断削弱该罪在立法维度增强的刑罚力度。即便该罪的刑罚力度有所增强,在刑罚的确定性与即时性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仅依靠刑罚严厉性的提升未必能获得更大的刑罚威慑效果。即便该罪的刑罚威慑效果通过法定刑的提升得以放大,过往经验也显示单靠严刑峻法的威慑不能对非法集资犯罪进行有效控制。罪刑关系的复杂性,特别是犯罪原因多样性与刑罚局限性之间的现实矛盾,决定了加强刑罚制裁只能对非法集资的犯罪控制起到有限作用。

量刑的法外因素与量刑规范化改革

量刑规范化改革试图通过规范量刑方法和步骤、统一量刑标准和尺度来实现同案同判。然而,量刑决策的本质、法官认知的机制、司法环境的局限共同决定了在量刑活动中至多只能消减而无法消除法外因素对量刑的显著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可能会越来越隐秘。以犯罪人性别这一典型的法外因素作为观察指标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控制了犯罪严重性、犯罪人的前科劣迹以及法官主体性因素的影响后,犯罪人性别对量刑结果存在不系统的显著影响,这种影响存在与否及其表现形式因罪而异:法官对故意杀人罪量刑时具有“重男轻女”的倾向,对诈骗罪和贩卖毒品罪量刑时却表现出了“重女轻男”的相反倾向,只有抢劫罪的量刑结果实现了“男女平等”,并不普遍存在传统观点所主张的“重男轻女”的统一趋势。在评估量刑规范化改革成效时,既要关注量刑指导意见所列出的法定因素是否得到了规范、统一的适用,还要关注未被量刑指导意见提及的法外因素在量刑活动中是否得到了有效控制与消减。即使发现法定因素的适用没有偏离量刑指导意见,也不能认为改革目标已经达成,还需要进一步借助大数据与算法等先进技术手段对法外因素带来的量刑偏差进行识别与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