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惩戒:价值、边界与规制(笔谈)

近几十年来,在全世界范围内,教育惩戒开始成为一个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而且成为法律必须面对的问题。正确理解教育惩戒,区别教育惩戒与体罚,明确教育惩戒权的性质及教育惩戒权的行使主体是正确看待教育惩戒问题的前提和基础。要认识到教育惩戒问题的复杂性,坚守教育活动内在的逻辑,促进教育与法律之间的深层协作。羞耻与威慑是教育惩戒的逻辑,基于"羞耻"而唤醒内在自我"尊严"所实现的观念秩序维护,是严格意义上的实质性教育行动--以观念秩序自觉实现行为秩序自觉的自我教育。教育惩戒可以有效遏制学生过错行为,积极教育是治理学生过错行为的源头,积极管理则使纠错警示更具有针对性、及时性和灵活性,三者有机结合,比单一教育惩戒更有实效。教育惩戒的关键是教育效果,惩戒教育必须考虑受教育者的年龄特征、人格特点、性别差异,惩戒的具体方式不能越界。明确区分教师惩戒权和学校惩戒权,是制定教育惩戒权相关实施细则的前提和关键。教师教育惩戒权是对教育本质的回归,教师教育惩戒权具有权利和权力双重性质,也有其限度。高校教师应同样享有教育惩戒权。

家庭教育立法专谈(笔谈)

教育不仅包括学校教育,还包括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其中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注重家庭教育既是继承我国优良传统的需要,也是遵循教育本质、解决当前教育问题的要求。2021年1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法(草案)》(以下简称《家庭教育法(草案)》),后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将家庭教育纳入法治轨道,既需集思广益、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又需执法有序、司法协同、全民守法,明确规定家庭教育各主体的权利义务、职责权限,以法治促进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协同发展,统筹协调不同主体各自履责,建设教育强国。为此,本刊特邀教育学界和法学界部分专家就家庭教育立法中有关重要的争议问题开展讨论,形成本专谈。2021年8月17日至20日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进行二次审议,在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继续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法律名称由“家庭教育法”修改为“家庭教育促进法”。本栏目的几篇文章也为此贡献了学术智慧。

论教育政策的价值基础

教育政策是价值选择的结果 ,教育政策研究必须重视价值问题。教育政策的价值基础由一系列价值原则及其理论依据构成。教育政策活动主体之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基本问题和关系是教育政策价值基础的客观依据。当代我国教育政策应建立在“以人为本”、“教育平等”、“效益优化”、“可选择性”、“多样性”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学理意识和方法意识

近代自然科学通过对科学概念的确定性假设为自己划定了学科阈限,提供了一个理性的知识结构和严格的方法论原则。受其影响,人文社会科学在一百多年的发展中始终为自身的不确定性而苦恼。规律是人文社会科学关于确定性的幻觉,是近代科学观向社会科学扩张的反映。社会科学不应追求那种现实中一般并不存在的假设的东西,而应揭示貌似自然的事实背后的利益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价值选择活动。人文社会科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而是一个专门化的研究领域。人文社会科学应当树立专门的研究意识,即问题意识、学理意识和方法意识。"法无定法,道有常道"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特征。

中小学学生伤害事故及责任归结问题研究

我国现行的相关法律如《民法通则》、《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都没有对有关学校事故的处理如何认定事实 ,如何归结责任作出明确规定 ,因此在实践中造成了很大歧见。学校事故的法律调节取决于如何界定学校与学生这对关系的法律性质。“特殊关系说”把学校与学生的关系界定为基于教育与受教育、管理与被管理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称之为教育法律关系。这种关系是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依据国家教育方针和教育教学标准 ,在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具有公法特征的法律关系。学校或教师在履行教育教学职责时如果由于过错伤害了学生的身体 ,因而可能构成民事侵权行为 ,所承担的是一种基于自己的侵权行为而产生的过错责任。解决学校事故问题可供借鉴的思路是把办学的风险适当分散到社会 。

教育体制改革中的高等学校法律地位变迁

20年来中国的高等学校通过政府的简政放权已经获得了相当大的权利,其法律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大的办学权力给寻求发展的高等学校带来了一种获利的实际可能性,市场机制开始渗透到高等学校,高等学校的体制改革开始向诱致性制度变迁转化。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在高等学校中出现了一批新的办学形式,不同程度地把高等学校与市场联系在了一起,高等学校具有了企业或商业实体的某些特征。为了保证高等学校的公益性质,应从公法的角度对高等学校进行规范。

重构公共教育体制:别国的经验和我国的实践

世界性的政府改革正导致公共教育体制的重构,政府的教育职能在这场变革中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科层体制,被逐步打破,学校、市场和政府正在构成一种全新的关系。市场化、民营化取向成为世界各国公共教育体制重构中的共同特点,择校、竞争、学校自主权和凭单制构成了改革的几项主要的政策思路。在我国,近年来在公立学校改革的实践中集中地创造出了一系列不同的市场化、民营化运作形式,不同程度地把公共教育与市场结合起来,这些改革已经给学校的运行带来了一些初步的变化。改革所带来的价值观念的变化,正在导致出现一系列经济伦理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即如何实现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分配的社会公平问题。深入理解当代教育的基本价值,把握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复杂性,特别是其中所涉及到的利益分配的复杂关系,才能最终提升教育改革的道德水准和改革决策的伦理质量。

世纪之交的中国教育改革走向:教育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依靠非政府的各种社会力量提供的教育服务逐步成为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反映在教育领域中 ,市场的自愿交易关系和新的教育消费群体正在形成。中国的公共教育体制正在经受市场的挑战。它迫使学校教育机构这一相对保守的领域直面市场 ,从而促成一种新的教育资源分配方式和人才培养模式的产生。当前学校领域已经形成了一些不同的市场化运作形式 ,根据市场介入的程度不同 ,这种学校市场化运作可分为九种不同的类型。由此中国教育正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 ,这些问题集中地反映了市场介入教育所产生的教育公益性与营利性之间的矛盾。中国教育改革的未来走向及其基本面貌 ,将取决于如何认识和解决这对矛盾 ,以及如何建立一种有效的协调和制约机制。

教育市场的可能性及其限度

由于教育能给学习者带来巨大且明显的回报 ,原先由政府包办并根据社会的需要来发展的教育 ,正在出现某种私人消费的倾向 ,教育市场初见端倪。市场的介入使中国教育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人民群众享受到了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与此同时 ,教育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也开始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人们在逐步认同这种新的消费文化的合理性的同时 ,开始对切身利益的得失越来越具有敏感性 ,并成为对社会现实满意程度的一个重要评价尺度。消费文化向学校领域的渗透正在引起一系列的教育伦理问题 ,由于市场的驱动机制是私益而不是公益 ,如果缺少对教育市场必要的限制 ,则对于私益的追逐就会演变成为一种无序状态 ,甚至改变教育的公益性质。因此教育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一般的商品 ,单纯依赖市场渠道不能平衡社会对教育的供求关系。为了保证教育的公益性质 。

把学习的权利还给学生——受教育权利的历史演进及当前发展的若干新动向

始于200年前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使传统的、以家庭为基础的教育遭遇了严重挑战,自此受教育开始成为普遍的公民权利并受到法律的肯定和保护。由于现代教育是在家庭之外,通过某种国家化的组织形式来实施的一种以同一性为基本特征的人才培养方式,因此它必定会与沿袭了数千年的家庭的或民间的教育传统构成冲突,使受教育权利的表现形态出现复杂的情况。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开始强调教育对于自我的意义并提出各自不同的教育诉求,教育发展正进入一个以多样性为特征的新阶段。学习权说的出现表明受教育权利内涵的拓展开始为人们所意识并获得了一种确定的法理形式。一种以多样性和可选择性为基本特征的弹性学习制度正在萌芽,它贯彻学习者本位的新理念,强调知识学习过程中的自主选择,体现对差异性的尊重与适应,追求更加多样化的形式和种类以适应个人发展的独特性。

教育机会平等:实践反思与价值追求

我国的教育机会分配机制在近30年期间发生了很大变化,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政府是保障、维护教育机会平等的决定性因素,建立公立学校系统,向社会提供平等的公共教育服务是政府保障教育机会平等的基本做法。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教育体制改革使公立学校在保障教育机会平等方面的作用出现了一系列极为复杂的情况,由于过多地强调了效率,有限的教育机会通过一种竞争和选拔制度加以分配,由此导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当前,更多地强调平等,实行较为刚性和均衡的教育机会分配政策和教育发展模式,以此保证教育机会平等就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公立学校必须坚守公共性质,切实履行责任。平等、效率、公平竞争、自主选择构成了中国教育机会平等问题的独自特色,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这四者之间应否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在于这四者之间如何达到协调,并取得社会的普遍认同。

公立学校200年:问题与变革

19世纪广泛传播于欧美国家的工业主义、国家主义以及民主政治的思潮使传统的、以家庭为基础的教育遭遇了严重挑战。国家举办的公立学校大量出现,学校的重心由民间转向公立,公共教育制度由此得到奠定。公共教育制度是在两个科层结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即政府行政层级和个人能力层级,因此这一制度具有典型的科层特征。通过国家的力量普及教育,建立独立的学校系统并纳入国家的公共管理之中,这在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公共教育制度在其200年的发展中,有关国家与教育的关系问题却进一步复杂化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许多国家兴起的声势浩大的公共教育重建运动,涉及政府与教育关系、学校与市场关系、学校自主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仍可看成是200年来国家与教育关系问题的延续。

教育体制改革与改革伦理问题

通过国家的力量建立公立学校,向社会提供公共教育服务,这是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理性选择。公立学校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在国家权力等级结构和能力分层等级结构的双重控制下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并在20世纪80年代引发了世界性的公共教育重建运动。各国的改革都试图打破政府对教育的垄断,引进竞争机制,最终改善公共教育的绩效,因而具有某种相似性。我国近几十年来的教育改革也具有与国外公立学校改革相似的性质和过程,通过市场对教育的有限介入来向社会提供教育服务,这已经成为改革公立学校运行机制的重要思路。当前教育体制改革正面临两个关乎改革伦理的问题:改革应如何坚守公立学校的公共性,现在教育的种种不公平现象就是源于公立学校也去谋求自己的私利;改革应如何维护简政放权改革所形成的公立学校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在当前正出现某种倒退的倾向。这是两个不同的、有时很难完全兼顾甚至会产生冲突的伦理问题。既要坚持公立学校机构的公共性质,又要坚持公立学校办学的自主性质,当前教育体制改革中的改革伦理问题的要害大概就在这里。深入理解教育活动的基本价值,准确把握教育改革的复杂性,才能最终提升教育改革的道德水准和改革决策的伦理质量。

民办学校分类管理的问题及其解决途径

如何对民办学校进行有效的管理,取决于如何对不同性质民办学校进行合理的分类,但民办学校的分类管理改革远非想象的那么简单易行。在营利性民办学校取得合法地位之前,"合理回报"曾是对民办学校进行管理的重要分类标准,但对此的争议一直未曾间断。在当前推进民办学校分类管理之时,以办学奖励和投资回报取代"合理回报"则是一个合理的选择。税收优惠不仅是民办学校的一项法定权利,同时也是调节民办学校办学行为的重要政策杠杆,是对民办学校进行分类管理的一种重要形式。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不同性质的民办学校做出区别性的政策对待,以税收优惠的宽严向社会表明政府对不同性质学校鼓励和支持的程度,引导民办学校进行市场定位,各按其位、各得其所。从税收优惠的既有政策看,为有利于对民办学校的分类管理,税收优惠政策应在民办学校营利程度、教育产品属性、学校公平竞争及学校结构布局等方面进一步加强调节功能。

回眸与前瞻:我国教育体制改革30年概观

20世纪80年代中期,极其相似的教育改革同时出现在许多国家,改革的重点都集中于公共教育体制问题。我国教育体制改革与其他国家有着很大的相似性,这表明各国教育改革的相似性不简单是一种历史的巧合。我国教育体制改革依据改革动力机制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改革由自上而下转向自下而上,并在第三个阶段引发了一系列改革新矛盾,教育公平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如何处理国家与教育、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如何坚守教育的公共性质、如何处理教育与市场的关系、如何设计未来的教育体制改革已成为未来改革的大问题。

从教育选择权看教育发展的历史性转折

教育原本是一项由受教育者自主选择的自然权利,在教育国家化的进程中,国家出于普及教育之需实施义务教育,由此教育强制与教育自由成为贯穿教育全过程的一对矛盾。“在家上学”的出现表明,尊重个体的需要与选择应当成为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应然选择。伴随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社会世俗化的进程,人们的社交方式和认知方式发生变化,官民关系格局开始出现新的气象。由网络和非网络、体制内和体制外等不同渠道构成的综合性的利益表达机制,使社会利益群体逐渐摆脱了利益表达的依附性。近年来正在推进的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促进了政府决策层对公共问题的关注和回应,引导当事人为共同利益开展共同行动,及时化解矛盾纷争,促进社会和谐。

智能时代的大学知识生产

大学是储存、传承和创新知识的重要场所,在知识生产方面具有突出的优势。大学知识生产的发展经历了以大师为标志的前知识生产阶段、以学科为标志的创新1.0阶段和以智能化创新平台为标志的创新2.0阶段。智能时代的三个最重要要素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推动了智能时代的知识生产,使之具有了协同、跨界、综合、集成的特征。大学知识生产的再造是对传统知识生产所进行的一种创新过程:从培育一流学科向建构以跨学科的知识创新平台过渡,从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向培养能在智能化平台上熟练进行知识生产的创新人才和创新团队过渡,从培养大师向培养能进行大规模知识组织、管理和创新的战略型科学家过渡。

中国教育如何应对WTO的挑战

加入WTO之后，我国教育面临着挑战和机会。面对WTO的挑战，我们必须寻找和发展中国教育的比较优势，使中国教育变被动为主动；必须重新审视教育的性质，建立政府、市场和学校三者关系的新格局，改变以往那种封闭的、与市场无涉的学校体系，使市场力量能够介入教育领域，提供一种可选择的教育服务；必须以市场的精神改造中国的教育，并从“用户第一主义”、新教育消费观和新教师观三个方面来改造我国的教育机制。

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教育学原理学科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原理学科是国家重点学科 ,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学术传统 ,在国内外教育学界有着重要的学术影响和很高的学术地位。在她的百年发展历程中 ,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50年和改革开放以来的 2 0多年中 ,取得了以下几方面的基本成就 :一 ,确定了合理的学术方向 ;二 ,产生了一批重要的和标志性的研究成果 ;三 ,形成了良好的学风和学术传统 ;四 ,培养了大批高级教育学术人才。目前 ,她正以饱满的精神面貌 ,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试论中小学校与未成年学生法律关系

学校与其未成年学生所构成的是一种在教育与被教育、管理与被管理的过程中产生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可称为教育法律关系。学校在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时如果由于过错伤害了学生的身体,所构成的法律关系应当界定为侵权法律关系,适用侵权行为法进行调整。公立中小学校是具备法人地位的社会组织,但由于其并无独立承担侵权民事责任的能力,从而产生权利能力和责任能力之间的扭曲。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把学校的办学风险纳入保险责任范围,弥补学校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不足。现行教育制度要求年满6岁、进入小学的未成年人应当具备一定的行为能力(包括民事行为能力),以适应学校的学习与生活,然而现行法律却以10岁为界来区分未成年学生的民事行为能力,这一矛盾给学校办学提出了新问题。为了协调和统一法律制度与教育制度,有必要重新划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与限制民事行为人的年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