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于常与变之间——庄子逍遥义解

庄子学说最为人熟知者莫如其逍遥义,但逍遥义亦最为人所误会。要识得逍遥一词的真义,必须兼顾训诂与义理,不可偏废其一。学者多从义理立论,其说或可自圆,但若忽略"逍遥"一词在庄书的实际用法,则不啻别创新说,解《庄》而《庄》意却消解无痕。若囿限于逍遥二字的字义,又难免得其形相而遗其精神,毕竟解字不等于解《庄》。兼采训诂义理两途,贯通全书思想,务求阐发庄子逍遥的真义,而主要关键在于了解庄书中所讲的"游"。

虚体与德性——《庄子》内篇之内圣思想

庄子思想纷繁复杂,而又以无所依傍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来表述发挥,令人难以捉摸其真际。然而,根据《天下》篇所概括,庄子思想讲求内圣外王之道,而内圣与外王的关系是一种体用模式的思想。本文以《庄子》内七篇为主要根据,分析虚、全、命、才、质、德、性等概念,提出新解,从而建立庄子思想的整体,以说明其内圣外王之道。具体而言,内圣是外王的基础,而修行之根本在于心体之"虚";心体之"虚"发而为用,则称之为"德"。修行者之心来自天,而心在人身上之本源则谓之"性"。"性"的禀赋是"才"与"质",心是才与质化为材用的枢机。处身于人间世中,人必有其随时而更变的分位,心之修养落实于待人接物,自然随人的分位而有所不同;分位上的修行,内篇称为"命",极富积极意义。修行与家国天下,乃至天地宇宙都息息相关,并非纯粹个人之事,此之谓"内圣外王之道"。

心术不同——孟子对荀子的回应

孟子道性善,荀子后起主性恶,肆力批判前贤。两人论心见解同样扞格不入,对于孟子治心的功夫,荀子尤其蔑视。事实上,孟、荀对心的认识迥然有别,与其较量两者高下,不如实事求是,让双方对话,将更有利于我们了解战国儒者对心性的认识的演变。由于时代有先后,相隔数十百年,孟荀两家论心术修养各有所承,不尽相同,在此不拟旁涉而专就其论心术之旨,阐述其异同。

《孟子》“仁也者章”辨义 ——兼论近十年来诸家新解

《孟子·尽心下》“仁也者章”仅十一字,言简意赅,文辞义理并不难解,自东汉赵岐至南宋朱熹,逮及有清一代,诠释尽管有别,但从未见注家质疑原文有误,乃至窒碍难通。近十年来,至少有四位学者先后提出不同的解读,有些质疑传统旧说,甚至断章取义,因而忽略旧说中兼顾考据、义理、辞章的读书法。故尝试依照旧说之读书法,指陈诸家新解的欠妥之处。

“异端”的思想史考察

"异端"一词源出于《论语》中孔子一语,所谓"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孔子原意为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后代解释虽然各有训诂依据,但往往别有义理关怀,暗中主宰,不啻先有义理立场,然后假借训诂作证。汉儒训诂、宋明道学家义理,乃至清代朴学考据,在诠释学上的颉颃,其实不是纯然的此是彼非的辩论,而毋宁各有其思想史脉络。自汉代起,直至清中叶,"异端"早已从孔子原话中异化而出,沾上贬义,于今依然不变。事实上,事物犹如丝线,必有两端。依孔子原意,"攻乎异端"实指为人治学应当注意同一事物必具两端,方可共成一体,若偏治一端,必有其害。本文从思想史立场,实事求是,追溯"异端"一词自春秋迄明清历代的诠释,辅以训诂考证,以求孔子原话的真意。

从狮子吼到天籁:中国佛教中声音的象征意义

佛陀出世为一大事因缘,演法四十九年,喻为狮子吼,威严无畏,降服异端。然而,狮子吼纯属古印度文化所孕育的文学譬喻,声音本身并无实质意义。狮子吼在中国佛教未见重视,原因复杂,包括中国不产狮子以及中国古人如何看待猛兽等,其中儒、道二家对音声的思想至为关键,所以尝试追溯中国佛教中声音象征的漫长发展,先略述其印度前史,继而指出儒、道二家本土因素在其演变中的影响,目的在于说明佛教声音象征的三个演变阶段,即从狮子吼到终极寂默,再到中国修行者心灵中所崇尚的天籁之音。

以明乎 已明乎——釋《莊子》的“明”義

'莫若以明'這一短語兩見於《莊子·齊物論》。①此處,'以明'一詞可從兩個意義不同而又互相關涉的層面加以解讀。首先,就知識論而言,'以明'意味著一種判斷莊子時代諸子百家思想的是非的方法,在這個意義上言,'以明'也可説是一種探索真理的方法。其次,在行爲實踐層面,'以明'也可具體指示一個棄黜聰明知覺的精神修養過程,以達致莊子所謂'與道爲一'的'玄冥'②境界。能夠與渾沌不分的道冥合爲一,修道者也就具有'玄德'③。長期以來。

人間世如森林——《莊子》内篇中的政治辯説

一、前言關於《莊子》的學問,學者每以'逍遥'概括之,無論其具體内涵為何,皆關乎精神修養和境界,而似乎無與於實際的日常人生。另一方面,治莊學者又多專注於書中的知識論,而所論知識與人生又往往各自獨立,互不相涉。然而,《莊子·秋水》載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内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

孔門面貌考釋

孔子的學問博大深邃,我們固然不能夠以道德之學一言以蔽之。事實上,如果以現代人所謂的'道德'來概括孔子之學,予以定性,往往會造成不必要的誤會,而這些誤會又將會影響到現代人如何去認識孔子所奠立的儒家思想。要認識儒家思想,我們應該先認識這套思想的發源地。孔子是魯人,從地緣而言。

“朋”字的一個思想史考察——以《論語》注釋爲例

借鑒西方詮釋學(hermeneutics)的概念研究中國古代經典文獻,不容忽視的一點是,所謂哲學的詮釋研究,應該兼顧文化與歷史的層面進行探討。這裏,我們不妨借用克羅齊(Croce)那個關於'一切真實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著名命題。依照克羅齊的觀點,歷史學家總是從他當前所面臨的現實關懷來考察以往的歷史。以此類推,那些古代經典的詮釋者也同樣站在這樣的歷史出發點。他們的思想和視點將不可避免地受到特定的歷史時空與文化環境的制約。因此,所謂經典詮釋學的研究,毫無疑問,

攻乎異端:劉寳楠父子對朱熹的愛恨情結

本文對讀朱熹的《論語集注》和劉氏的《論語正義》,仔細深入分析,發現朱熹的影子在《論語正義》中其實無處不在,朱熹對劉寳楠父子在漢學研究方面的影響不啻如影隨形,劉氏父子在自己的判斷和定案中無時無刻不針對朱熹為假想敵,亟求立異,但又常常暗中引用朱説,不予表明。這種情況除見於直稱朱熹其名的五十條簡略引文外,還遍佈於全書的每一篇,幾乎每一章節都有跡可尋,斑斑可考。劉氏父子在《論語正義》中對朱熹可謂有一種愛恨情結。本文的工作即在於鈎索《論語正義》中如何暗用朱《注》,共相頡頏的實情,進而分析朱熹對劉氏父子的影響。具体而言,本文首先疏理《論語正義》中劉氏父子在並無指名道姓的情況下採用和抨擊朱熹的文字,然後在此基礎上分析劉氏父子到底如何認識和接受朱熹的意見,並揭示其學術史上的意義。

同门曰朋：从《论语》注释看思想的文化与历史维度

借鉴西方诠释学（Hermeneutics）的概念研究中国古代经典文献，不容忽视的一点是，所谓思想的诠释研究，必须进入文化与历史的层面进行探讨。我们不妨借用克罗齐（Croce）的观点，历史学家总是从他当前所面对的现实关怀来考察以往的历史。同理，古代经典的诠释者也站在这样的历史出发点。他们的认识、观念将不可避免地受到特定的历史时空与文化环境的制约。因此，所谓经典诠释学的研究，毫无疑问，应该立足于文化和历史的语脉之中。本文将通过对《论语》中一个鲜为人注意的语汇——“朋”字的语义追踪，从历史和文化的脉络中考察它的语义衍变，以重新阐释这一被广泛误解的语词，进而揭示出它在《论语》中的最初语义及其背后所隐含的时代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