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要上去 教育是根本——访钱志道同志

钱志道同志是我党从事炸药和兵器生产的老专家。远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与其他同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创办了兵工厂,为前线提供了杀敌武器,功绩卓著,两次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模范。毛泽东同志曾为他亲笔题词。

古鼎林的治厂之道

1987年1月,我住在珠海市委招待所,期待着当地一个知名的企业家来访。1月25日上午10时,古鼎林同志来了。他穿一件军上衣,蓝布裤,让人觉得多了几分复转军人的纯朴,少几分特区企业家的风度。记得我在电视屏幕上见过他,那时他西服革履,与今日判若两人。略作自我介绍,我们就攀谈起来。一个多小时的谈话,我感到管理科学在古鼎林身上有血肉之躯,是亲切感人的道理,又是严酷的经济竞争之术。他的谈话,应该让更多人听到,使更多人受到启迪!

谈地震研究的科学性和社会性——访国家地震局副局长陈颙教授

1986年11月初,国家地震局在杭州的培训中心举办领导科学研讨班,我应邀去讲课,恰好是陈颙同志在那里主事。我对于怎样认识地震科学研究、预报的科学性和社会性,一直存疑在心。所以,我就借此机会要求陈颙同志详细谈谈这方面的情况。陈颙说,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从科学性来讲,地震预报是一个世界性的科学难题;从社会性来讲,地震的发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事件;正因以上两个特点,把科学性和社会性结合起来是地震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开创新产业,走与经济相结合之路——访京海计算机技术开发公司总经理王洪德

北京市京海计算机技术开发公司是个科研、工程、贸易和生产相结合,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民办集体所有制企业。1983年这个我国第一家机房技术公司起步以来,仅仅三年多时间,就发展成为一家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区的具有十八个分公司(包括两个合资公司)的科技开发型联合企业,形成一个综合性的京海公司集团。1986年的产值达到9,200多万元。这个没有国家投资,没有银行贷款。

北京四通集团公司万润南总经理如是说

万润南同志简历:40岁,江苏省宜兴县人。1964年考入清华大学。曾在日本日立公司受过短期培训,后去美国佛里达大学进修工作。原是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的软件工程师。1984年与同伴共创四通公司,一心想办中国的IBM。这两年,我有一个业余研究课题——关于民办科技开发和咨询服务机构的发展情况及有关政策问题。在与民办科技机构的经理、所长的接触中,碰到过许多有思想、有事业心并兼有科技专家和管理专家素质的新型人才。常听组织部门的人讲,缺少开拓型的干部。我想,如果不把民办科技服务公司的经理们视为异端,让他们进入选拔干部的视野,是会有重要发现的。当然,这些人并不见得肯受旧体制的束缚。我的看法过份吗?请听北京四通集团公司总经理万润南同志是怎么说的。

关于当前我国改革与开放的思考——对温元凯的通信采访

受编辑部委托采访温元凯同志,是早在计划之中的事。今年三、四月间,他来北京参加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我却因病住院了,没能谈成。会议期间,他的会内外活动都很多,那是地地道道的快节奏、高效率。五月中旬。

国际经营学的研究——日本千叶大学村山元英教授谈话纪要

日本大学首次举办“国际经营学”讲座之后,就点燃了这门学问的生命之火。这门还没有形成体系的学问,具有青春的魅力和进行自由探求的余地。正因为如此,这里才有创造的乐趣。用真本领去探求未知的世界,是研究国际经营学的宗旨。“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艰苦的劳动一定会获得应有的成果。借此机会,将我们得出的国际经营学系统,提供各位参考。

脚踏实地 迎接新挑战——访上海市副市长刘振元同志

二月初,我们来到我国最大的工业基地、知识化和信息化水平(?)全国居领先地位的上海,采访上海市副市长刘振元同志,请他就新的技术革命和我们的对策问题发表意见。刘振元同志一直热心于科学学研究,有志于为我国科学学发展作出贡献。二月九日,我们来到上海市人民政府大楼,刘振元同志在办公室接受了我们的采访。由于有约在先,各自都有准备,所以一见面,我们就谈了起来。

要改变人才的知识结构和群体结构——访教育家张健教授

去年十二月张健同志在第三次全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学术讨论会上作了一个很好的学术报告。还在会议期间与高校代表进行了座谈。此后,他又多次关心科学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有许多独到见解。最近,我们访问了张健同志,请他就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问题发表意见。他说,我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和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是从教育工作的角度来关心科学学和科学管理研究的。即使是这样,也难免说些外行话,还请您们和广大读者批评。

组织科研队伍应以学术带头人为核心——访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唐稚松

一九八三年夏初,我们访问了唐稚松同志。由于事前打过招呼,刚一坐下就交谈起来,唐稚松说:“现在研究所的研究室、大学的教研室的设置多是从学科的抽象概念出发的,这样一种科研基层组织形式毛病很多,应该加以改进。”以学术带头人为核心组织科研队伍唐稚松说,作为科研基层单位的研究室,不应从学科的抽象概念出发。

“我不能做副校长……”——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方励之教授

方励之,1936年生。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是理论物理与核物理专业的高材生。曾在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1958年到中国科技大学任教。1978年后,任物理教研室主任及天体物理研究室主任。方励之是我国最早研究激光理论的物理学家之一,为发展非线性光学理论做出了贡献。十年内乱中,方励之在被“隔离”期间开始研究广义相对论及相对论天体物理,1972年在我国首先发表宇宙学方面的论文。随后,在科技大学组织起了“民间”的天体物理研究组。在他领导下,这个小组的同志用光度指标法研究类星体哈勃关系,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一份有首创精神的改革方案——关于温元凯的建议和他的一些想法

温元觊的改革方案改革管理体制办好科大化学教研室的几点意见目前,我国大学和科研单位的管理体制存在很多问题和弊端。远没有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广大教师和职工的积极性,大家牢骚和意见颇多,效率很低。要改变这种状况,提高工作效率,就应当大刀阔斧地改革现行管理体制。我建议在科大化学教研室试点。

科学技术工作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访安徽省副省长杨纪珂教授

杨纪珂教授,1921年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抗日战争期间,他辗转云南、贵州,就读于云南大学、交通大学和唐山工程学院矿冶系。1947年考取公费留美,获冶金硕士学位。在国外曾多年以工程师任职。他在美国还学习了土木结构工程、生物学、应用数学与统计方法等专业,知识广博。1955年回国,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和生物物理研究所工作,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副教授、生物系教授。在此期间,他开设讲座,编写讲义,热心向科技界同行传授统计知识,并为理工农医多门学科的研究人员服务。

李宝恒教授谈——科学精神与民主、道德的一些问题

李宝恒,1931午生,毕业于中国纷织大学,曾在中央领导机关做研究工作,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书记处书记。近年著译有《新技术革命的现状和未来》、(增长的权限》和《微电子学与当代私会》等书。

温元凯改革试点述评

本刊上期发表了《一份有首创精神的改革方案》专访稿,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科技大学温元凯副教授进行高校教育与科研体制改革的试点建议。本期,我们发表这篇述评,对温元凯提出改革建议的背景和试行改革以来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和评述。它试图回答当前社会上,特别是科技界和教育界对温元凯改革试点提出的一些问题,解除关心这些问题的同志们一些疑虑。我们期望,在温元凯同志打开的这个突破口上,能够有更多有志于改革的同志奋起直追,扩大战果;也希望透过这个窗口让广大读者由小见大,看到我国当前改革的一些风貌。

诺贝尔选秘书的启示

上一世纪的大发明家、大企业主爱弗莱·诺贝尔,是一个知人善任的领导者.有一段诺贝尔选秘书的轶事,读来颇为耐人寻味.从1863年诺贝尔开始经营炸药工业,到1873年兴旺发达,他创建与合办的工厂已遍布欧美各国,有15家之多.经营这么大的企业,日常的行政管理、经营业务以及讼诉纠纷,领导者是难以完全自任的.诺贝尔有一个原则:凡别人能办的事情,一定让别人去办.他认为这样会比自己去办更好.正因为如此,他对于自己属下的高级职员,有明确地选用标准.有一位S先生,曾应聘来做诺贝尔的秘书.

“为人择官”与“为官择人”

管好一个企业,不能没有一批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但是干部如何任选,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下面借读书偶得,发一点粗浅的议论.《诸葛亮集》中录有《便宜十六策》,此篇是否确为诸葛亮所著,历来说法不一.不过,其中有些话说得很好,我们不妨借来一用.文中说:"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类似于"为人择官"的现象,在我们队伍里也有.比如,有这么一个同志。

“创”的精神,“争”的劲头——诺贝尔和“丰田”创名牌的启示

在旧社会,办工厂和经营商业都讲究创牌子,创产品的牌子,创厂家、字号的牌子。创名牌,对于企业家说来是与同行业竞争,获取高额利润的重要的经营手段,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今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的企业家不为一己私利,应该有更大的“创名牌”的积极性。因为,人民群众无不欢迎物美价廉的名牌产品,国家鼓励企业优质高产,本企业的职工也会从自己的名牌产品中获得相应的福利。所以,因为“创名牌”,今非昔比,意义大不相同。然而,过去有些创名牌的事例,倒也值得借鉴。这里提供两种不同情况的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