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圆叶蓼的归属问题

关于圆叶蓼的归属问题现有两种意见。本文通过对圆叶蓼与蓼属及木蓼形态特征的对比,认为圆叶蓼应归隶于蓼属内。

自然科技资源的管理、共享和应用研究——以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为例

生物标本资源作为典型的自然科技资源，其成果和经验对促进整个自然科技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开发都有着较好的参考和借鉴作用。依托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CVH）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就标本数据资源管理、共享和应用3个方面进行了深入说明，总结了项目运行中取得成果和遇到的问题，并针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建议方案，为下一步的平台建设提供参考。

中国蓼属植物二新种

报道了中国蓼属两新种。蜀蓼(Polygonum shuense)与大理蓼(P.subscapsum)相似,但基生叶的基部渐狭,沿叶柄下延,边缘具圆齿,花白色,花柱3,离生,瘦果长卵形,无光泽可以区别。察隅蓼(P.chayuum)产西藏,这个新种的茎不分枝,自基部至中部无叶,仅有托叶鞘,叶着生于茎的上部,这些特征奇特,明显不同于其它种类。

中国高等植物数字化标本分析

传统上馆藏标本,主要用于植物分类学、植物资源学的研究。数字标本的出现将标本的使用拓展到从研究生物多样性时间空间分布到生态学和进化学理论、生物多样性保护、农业和人类健康等广泛领域。截至目前,从互联网上获取的采自中国的植物标本数量已有1200多万份。该文通过整理和分析这些数据以了解中国植物标本的数字化精度、采集时间和采集地区规律以及采集空缺等状况。结果表明:中国标本采集形成了4个高峰,即20世纪30年代、60年代、80年代和21世纪初,中国植物标本采集和研究工作主要在20世纪50年代后由中国学者完成。标本采集地区覆盖度在省级较好,县级标本采集则很不平衡;标本采集类群在科属层面覆盖率高,但近五分之一的物种采集不足;标本的采集量既与植物分布幅度相关,也与采集地区的知名度、所获科研项目及采集者偏好有关。未来中国植物标本数字化方向应该在继续挖掘馆藏标本的同时,一方面开展对现有数字化标本信息再审核及补充,并加强与欧美大馆的信息共享以获取早期历史标本信息;另一方面应用数字化标本信息分析结果,指导境内标本的精准采集,包括采集薄弱/空白地区、采集薄弱/空白属种的采集,以进一步增强实体标本馆能力,提高数字化标本质量,为进一步完善植物标本数字化和精准化采集提供依据,更好地服务科学和社会的发展。

植物子平台及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CVH)运维:做法和经验

该文系统介绍了植物子平台所采取的以数字标本质量为导向的数字化技术规范和管理策略,以及CVH网站数据共享规则,并指出存在的问题及今后努力方向。

植物模式标本的考证与数字化:以中国国家植物标本馆为例

模式标本是最重要的植物标本,是确定植物学名的依据,是植物分类学家从事植物系统分类研究必不可少的科学材料,也是开展专科专属研究、编写国家或地方植物志、进行植物区系调查研究、开发利用和保护植物资源的重要基本资料。但模式标本的人为和自然毁损难以避免,模式标本及其标签信息的数字化使得模式标本的形态、地理分布、采集等主要信息得到最大限度的永久保存,可以极大地方便模式标本信息的共享,可以为科学研究人员或相关人员提供植物形态、地理分布、历史变迁等多方面的信息。本文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国家植物标本馆维管束植物模式标本数字化建设为例,详细介绍了规范化整理模式标本的方法、模式标本数字化的操作流程,并通过大量实例介绍了模式标本考订的过程、常见问题的处理方法等,以期为其他单位开展模式标本数字化建设提供经验。

王文采先生与标本馆

王文采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如今虽然他已88岁高龄，但仍然活跃在专业领域。几十年来，他以平静、平淡、平和而谦逊的生活和工作态度，把对植物分类学的热爱与生命融为一体，在植物学研究的历史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