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生态环境“微治理”的逻辑与策略

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社会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之义。各地生态文明建设中,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纷纷落地,细化为农村社区日常生活中需要处理的一件件“微事情”。这些政策与地方社会相互吸纳磨合,以期与治理目标相靠拢。在此过程中,“微问题”的解决是关键、“微心愿”的满足是保障、“微参与”的调动是基本策略。多种“微”元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提高了生态环境“微治理”效能。

国家政权建构与乡村治理变迁

国家政权建构与乡村治理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现代国家政权建构是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双重同构过程,其中,民族—国家建构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和善治的基础,"民主—国家"建构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关键。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家政权建构理论探讨中国乡村治理变迁,并着重探讨中国现代化国家基层政权建构对乡村治理理念、组织和模式变迁的影响。

乡村社会资本:村民小组治理的“社会植被”

村民小组是乡村社会的底层组织,它的治理是乡村社会治理的基础。村民小组治理深受乡村社会资本的影响,乡村社会资本具有独特而丰富的内涵。作为"社会植被"的乡村社会资本曾经受到严重的破坏,因此,要实现村民小组的有效治理乃至善治,需要"再发现历史",恢复和再造社会植被。

论农民公民意识的培养:一种社会政策的视角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作为理念形态的公民意识也就是公民行动的先导。在广大的农村,由于农民的公民意识缺乏,农村社会很难出现公民行动,从而导致农村社会出现了集体行动困境和治理困境。要打破这一困局,必须加强农村社会的公民教育。公民教育有很多途径,其中,由于现代社会政策行动既具有利益的关联性、广泛的参与性,又是一个行动体系、一个现代规则体系,因此在农村广泛地实施社会政策,并广泛调动农民参与到社会政策行动中,是培养农民公民意识的有效途径。

社会工作视域下的社会治理创新

社会工作与创新社会治理关系密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工作体系是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宏观社会工作可以为社会治理宏观目标的实现提供行动、政策和理论支撑;微观社会工作可以通过嵌入社会微生活而推进社会治理中微观目标的实现。创新社会治理是为了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社会治理失灵问题,而造成社会治理失灵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失灵、社区失灵和志愿失灵。要解决这些失灵问题,需要完善和发展社会工作体系,以宏观社会工作应对政府失灵问题,以微观社会工作应对社区失灵和志愿失灵问题。

农村社会管理创新视域下的农民公民意识培育

农村既是整个社会建设的重点,也是社会管理的重点。农村社会管理和民生的改善,可以为发展社会经济、促进社会和谐积累正能量。十八大确立的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管理体制,为农村社会管理提供了体制保证。然而,农民的公民性不足、农村社会发育不成熟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主要因素,因此,需要通过农民现代意识的培育,来提高农民的公民性、促进农村社会的发育,从而形成真正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农民参与的农村社会管理的创新体制,最终形成一个有活力的社会与一个强大的政府携手并进、共同发展的局面。

村民自治视野下村民代表的权域

根据村民自治制度的设计,村民会议是村级最高决策形式,但是,在很多地区村民会议难以发挥作用,而村民代表会议正在取代村民会议成为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主要形式。因此,村民代表权力的运作的合法性就成为成为问题的焦点。根据对村民代表应然权域和实然权域的考察发现,在村庄事务中村民代表的权力运作,既存在着越域,也存在着限域,很多情况下两者并存。要克服上述困境,必须要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加强公民教育,探索出消解村民代表权力运作过程中的"合法性困境"的路径。

公民教育与新型农民培养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新型农民。从公民的视角来看,中国的农民还不完全具备现代公民的特征,因而,他们就不是完全"政治——社会"意义上的合格公民。我们要培养的新型农民应该是现代农民,现代农民不仅要"有文化、懂经营、会管理",更重要的是,他们应该具备现代公民的素质。在缺乏公民传统的农村,培养农民的公民性迫切需要公民教育。

农村养老服务协同供给模式建构研究

传统的以家庭为主,国家、集体为辅的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模式出现了严重的失灵,其主要原因是家庭失能、社区失能和政府失灵。依据治理理论,要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我们既要激活原有主体——家庭、社区和政府,使之履行应有的职能,又要培育和引进新的主体——养老机构、保险机构和社会组织,以弥补原有主体能力的不足,以此建构一个多主体协同的养老服务供给模式。要建构这样一种新的供给模式,我们需要建构多元主体的协同性认知,实现对多元主体力量的有效整合;而要保证这一模式的有效运行,还要设计出包括协同机制、信息交流与反馈机制、社会市场机制和监督评估机制在内的多项有效的运行机制。最终实现农村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提高农村老人的生活质量,建构健康老龄化农村社会。

我国社会政策碎片化与民生困境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社会政策一直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具体表现为非系统化、非一体化和非常态化。社会政策的碎片化曾经引发了诸多民生困境。要走出民生困境,需要建构人本取向的社会政策体系。人本取向的社会政策是一种"基本保障+资产积累+增能"的新范式。要建构这样一种新范式,社会政策的制定要由供给导向转向需求导向,并建构满足民众多层次、多样化需求的社会政策体系。

农民工身份的建构与转变:基于承认的视角

以户籍制度为标志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使社会形成了"农民—工人"相分离的主导的身份模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双重转型,农民与工人两种不同的身份实现了过去人们难以想象的奇异结合,"农民工"这一特殊身份的建构是错误承认的结果,因而农民工身份的转变需要合理的承认来实现。

非社会问题化与社会政策遮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社会问题就没有社会政策,因此社会问题的认定对社会政策形成、完善和作用的发挥产生重要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我国政府在处理这些社会问题时往往会陷入两个不同的误区:社会问题政治化和社会问题经济化,即"非社会问题化"。由于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的关联性,这种"非社会问题化"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我国社会政策的遮蔽,从而对我国社会事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影响社会和谐。

治理的伦理意蕴及其超越

自从治理的概念被提出起,治理就成为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关注的关键词,被赋予了工具理性的色彩,从而造成了对治理的误读。事实上,治理不仅具有工具理性的特质,也具有价值理性的特质,但由于缺少伦理学的关注,致使后者被忽视,导致了人们看不到治理的超越力量。而正是这种超越力,可以为改进我国政府行政和社会治理作贡献。

农村社区治理中礼治和法治的共生、冲突与整合

转型期的农村社区既有乡土社会的特质,又深受现代国家建设和市场经济的影响。前者使得农村社区治理具有礼治的性质,后者使得农村社区治理深受法治的影响。也就是说,农村社区治理中礼治和法治是共存的,它们之间既有融合共生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当冲突发生时,可能会导致农村社区治理的微效或失效,要克服这一点,必须找到实现礼治和法治整合的有效路径。

社会转型期农民意识的变化

人的意识的变化既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也是一个人为的积极建构的过程,转型期农民意识的变化正反映了这一特征。改革开放前,虽然经历了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农民的传统意识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在小农经济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农民的现代公民意识难以形成或被建构。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农民的意识才真正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农民意识呈现出"碎片化"。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需要加强农民公民意识培育。

转型期社会失序对大学生社会化的影响

亨廷顿说"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则滋生着动乱。"社会转型往往伴随着社会失范,而社会失范必然会导致社会一定程度的失序。社会失序会对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在形成的大学生产生不良的示范效应,从而影响大学生的正常社会化。要保证大学生顺利社会化,再构社会植被,重建社会秩序是关键。

国家政权建构与乡村治理理念的变迁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要理解乡村治理的变化,必须研究乡村治理理念的转变。中国乡村治理理念的变化并非无关联性,传统的治理理念对近现代的治理理念有着重要的影响;国家政权建构的实践正在影响着中国乡村的治理理念,中国乡村的治理理念的继承性又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国家政权的建构具有自身的特点。

乡村治理中的村民小组——皖西龙镇的调查与思考

村民小组是村级治理结构的基层组织,是典型的"熟人社会",它的治理有别于"半熟人社会"的行政村,更不同于乡镇的治理。村民小组的治理状况会直接影响到村级治理,进而影响到乡镇的治理,最终会影响到整个乡村社会的治理状况。因此,村民小组治理是乡村治理的基础。

新型农民培养过程中的社会政策突破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迫切需要培养新农民。培养新农民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种政策的支持。其中,新农民的培养需要充分发挥社会政策的作用。但现行的社会政策在培养新农民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困境,要充分发挥社会政策的作用,必须就关乎大局的社会政策进行新的突破。

论制度创新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影响农村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因素很多,但观念和制度是最终的决定因素。只有当制度创新有利于创造新经济的机会、有利于农民自由地把握经济机会、有利于增强农民的信心、有利于发挥农民的主体性时,繁荣的农村经济才会出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会有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