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洗钱跨境监管的美国模式、反噬危机与中国方案

美国在反洗钱领域的跨境监管已成为其“长臂管辖”的重要体现。以“禁毒”“反恐”“阻遏金融犯罪”和“自我变革”为名,美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就建立并持续扩张其反洗钱跨境监管制度,实践中已形成了“直接”“间接”和“次生”三种典型模式。支撑上述模式顺利运转的是美国的“制度霸权”,具体表现为立法的侵略性、取巧性和严密性,执法的体系性与灵活性,以及司法的助推性。美国的实践存在巨大的反噬危机,其损耗了美元的国际信用、加剧了美国与别国之间的法律与政治摩擦,更导致了国际金融秩序的日益脆弱。为避免美国单边手段主导的跨境监管产生的危害,我国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反洗钱跨境监管制度时,应秉持“崇尚国际法治”和“追求攻防兼备”两项原则;在立法、执法和司法三个层面履行条约义务、倚重国际合作,最终维护国家权益和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后发优势”与中国立场

《新加坡调解公约》是《纽约公约》的追随者和效仿者。通过模仿《纽约公约》的框架结构和规则术语,《新加坡调解公约》意图在国际商事调解领域创建一套和解协议的承认与执行机制。借用发展经济学领域“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理论进行分析,《新加坡调解公约》在绝大多数事项上具有“后发优势”,仅在适用范围、运作机制等少数事项中可能存在“后发劣势”。而且,这些“后发劣势”大多可以通过法律解释等技术手段加以避免,还可以经由公约内置的修正机制予以克服和转化。考虑到该公约自身的优越性及其对中国的价值和影响,中国应尽早批准该公约,分阶段实现国内制度衔接的三项目标,即确保该公约顺利实施、统一中国商事调解制度、加快建设国际商事调解中心。

美国反洗钱与经济制裁的并存交互关系及其启示

来自美国的反洗钱与经济制裁风险对中资银行的跨境经营有着重要影响。为应对上述风险,反洗钱与经济制裁两类合规项目的内在关联亟待澄清,进而实现妥善而有效的合规管理。从概念源流、法律基础、监管机构和打击特点来看,美国的反洗钱与经济制裁是各自发展且独立运转的两套合规体系,呈现一种“并存”关系;而从立法、执法和守法的实践观察可知,两者又存在很高程度的“交互”关系。这是反洗钱与经济制裁在合规监管方面交融的目标、交织的分工和交叠的思路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国反洗钱与经济制裁的“并存交互”关系对跨境经营银行的合规管理有两方面启示:两者的“并存”关系提醒银行要树立“全面合规”的意识,切忌顾此失彼;而彼此的“交互”关系则为“高效合规”的模式指明了方向,避免各自为战。

论算法解释的基本原则——来自司法公开的启示

算法解释与司法公开在规制的方式、目标、对象和成本等关键方面存在共性,在内容权属、决策类型等少数方面保有特性。在构建算法解释的治理方案时,两者的共性为此提供了借鉴基础,彼此的特性则指引了变通的方向。综合而言,司法公开对算法解释有四方面启示:第一,在定位上应确立“谦抑原则”。如同司法公开的地位,算法解释仅为算法决策的治理工具之一,不宜夸大其功能。第二,在限度上应确立“保留原则”。类似司法公开的尺度,算法解释应当有所保留。这是由其可能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共同决定的。第三,在要件上应确立“细分原则”。效仿司法公开的举措,算法解释及其各构成要件可以而且应当精细拆分,进而在具体场景下精准地满足监管要求。第四,在实施上应确立“比例原则”。恰如司法公开的实施路径,对于算法解释的内容、时机和对象,应在权衡价值冲突、计算成本收益后灵活确定。上述来自司法公开的启示,为算法解释奠定了基本原则,也将为数字经济保驾护航。

人脸情绪识别算法的风险与规制

人脸情绪识别算法是人脸识别的特殊变体,也是情感计算的重要构成。由于技术的更迭、应用的泛滥和风险的特殊,这一算法在实践中存在大量隐患,亟待法律规制。在美国、欧盟和我国的法律框架下,人脸情绪识别算法目前可以通过"算法"和"数据"两条路径进行部分规制。然而,算法本身的特殊性和立法技术的局限性,决定了还有大量风险无法得到回应,更难以实现权利保障和技术创新的平衡。为此,应当引入"风险为本"的规制思路:以人脸情绪识别算法在不同场景下的正当性、安全性、准确性和可责性四类风险作为法律规制的核心;通过规则设计,实现算法部署的价值公允、算法运行的数据安全、算法决策的准确可靠和算法追责的透明便捷。

你的书房在哪里

书房，顾名思义是读书的地方。在这里，人们可以遍读古今名著，学习中外文化。在许多人看来，书房苦读若干年，一代大儒在眼前。所以，时下有许多知识分子把自己锁在狭小的书房中，夜以继日，闭关修炼。可是，在英国著名诗人华兹华斯看来，户外才是他的书房。与其整日泡在书房中，不如去走走看看。为什么？因为他摆脱了狭小的空间，把整个世界当做他获取知识的书房，遨游于此，不亦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