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与中国研究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包弼德在"第九届上海国际图书馆论坛(SILF2018)"的主旨报告,讨论了"网络基础设施"作为联接中国研究领域众多独立的数据库的桥梁,对于数字人文的发展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他认为数字人文不仅仅是工具,而是在知识进步的过程中引起范式和理论变革的方法和技术体系。他以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为例,解释了"关系数据库"与常用的文本数据库的本质区别,并以众多的案例来说明地理信息系统(GIS)、社会网络分析,以及文本分析工具和平台,是如何帮助知识的进步,并引起范式的变革和新理论的诞生。最后提出了联合各研究型图书馆,构建"全球智慧数据平台"的愿景。

探寻地图中的主张:以1136年的《禹迹图》为例

任何地图都是对其描述的世界的一种主张,宋代的《禹迹图》亦是如此。为探求《禹迹图》所表达的主张,本文首先讨论了当时的制图技术和地图内容的相关特点。其次,考察了制图者有哪些可能的方法。第三,探究地图背后的制作背景从而获知其制作缘由。最后,本文还就如何更好地评价该地图的历史意义展开了讨论,以此再次审视《禹迹图》在中国地图发展史上的地位。

地方史的兴起:宋元婺州的历史、地理和文化

我想用一段简短的研究体会,开始这个报告。在中文中,"地方史"显然很像"地方志",即关于某一个地方行政管理单位(通常是州和县)的非常标准化了的资讯摘要。它汇集中央政府下达给各个地方的文件,例如,州县长官的名单,基础设施工程如官署、仓库、铺驿以及学校的情况。它也记载地方上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如河流、山脉、水库、桥梁和庙宇,乡村和州郡的人口、学校、学生,科举考试成功的士人以及在本地和外地出名的人。地方志的序文往往引用一句俗语。

区域·结构·秩序——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

2006年4月17日,一场由刘平教授发起及其与包弼德教授共同主持的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对话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会议室举行。该对话围绕着当代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历史人类学的由来、中国历史人类学状况以及台湾的人类学研究等主题展开。而关于"什么是历史人类学"的问题,更是汇聚了来自多方的不同声音。这样的交流和交锋,对于中国当前以及今后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有着可以预期的启示作用。

论停滞与失败——思想意识形态与历史:两个初步的问题(之一)

理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受到朝廷的推崇,并作为科举考试的组成部分。在20世纪,对理学的看法发生了分歧。有人认为理学是智识与科学进步的障碍,中国要想走向现代化就必须摆脱理学。关于中国在12世纪后进入长时期停滞的看法,历史学界一般都不赞成了,但读者的这种看法还比较强烈。对于中国历史的一些基本特征的认识需要重新检验,比如中国文化不是只有一个起源;中国并非与外界隔离并拒绝外界影响;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是绝对独裁;中国文化并没有一个纯正的“正统”或“道统”(orthodox);中国人并非没有自主的完整实体的“自我”观念。学者在实际研究中往往把中国当作一个实体民族或一个连续不断的文明体,这种观念并不太准确,实际是误解了China的原意。

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

众所周知，历史自己不会讲述。我们阐释过去，说它意味着什么，这样做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目的。所幸过去就是过去，我们对它做什么，它都不会反对，就像将来的人如何阐释我们，我们也无法反对。我们也知道自己的阐释时微时巨地变化着，而阐释中的变化与阐释者所处的思想(intellectual)世界是相关的。如果说我们阐释过去的方式是由当前的政治所决定，或者说一种特定的阐释方式逐渐流行是因为它满足了当前某些群体的兴趣，

群体、地理与中国历史:基于CBDB和CHGIS

在第四届量化历史讲习班中,Peter K.Bol基于CBDB(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Project,中国历代人物传记项目)和CHGIS(China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项目)两个数据库,讲解了传记信息系统和地理信息系统的构建,以及用计算方法对群体和地理信息进行收集和分析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操作。本文结合课程资料和相关论文,讨论了CBDB和CHGIS的构建,以及从群体和地理角度研究历史的理论基础,并以Bol教授对宋朝道学兴起的研究为案例,展现CHGIS和CBDB在实际研究中的应用。

"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的历史、方法与未来

"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项目始于2005年,其目标是通过创建在线与离线的关系型数据库,记录史料中保存下来的历史人物的职业、亲属关系、社会关系等数据.CBDB大量使用计算机技术进行数据收集与管理,以便学者对人物、人群、地域、职官等多方面数据进行交叉分析.利用这一资料库,学者可以进行数据可视化并开展统计分析、网络分析以及空间分析.CBDB是一个面向多方合作的项目,它没有截止日期.它将持续收集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数据.通过诸方合作,一个全新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在线系统即将向公众开放.

寻求共同基础:女真统治下的汉族士人(之一)

前言对于女真社会史、女真创建的金朝(1115—1234)的政治史,以及随着女真人与征服的汉族和契丹居民联系越来越密切后,他们的政治制度随之发生的转变,近来的学术研究已经深化了我们的理解[1]。女真族在其领土内属于少数民族,在4500万的中国总人口中大约占到600万[2]。因此,金代历史涉及中国历史上外族统治的更大议题。

纪念刘子健教授

我第一次意识到或许值得将宋代作为今后的研究方向,是在许理和(Erik Zürcher)主持的宋代杭州研讨会上。至少因为在研讨会上接触了《梦粱录》及《马可·波罗游记》等史料,了解了内藤湖南以宋代为近世开端的论点,我发现宋代比当时正经历“文革”剧痛的中国有趣多了。

对余英时宋代道学研究方法的一点反思

主持人简介:何俊,1963年生。浙江大学哲学系、中国计量学院人文研究所教授。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人,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著有《南宋儒学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在《哲学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发表论文30余篇,曾任美国亚洲研究协会(AAS)2003年年会学术评论人。主持人的话:2002年底,李河主编邀我主持一期有关中国哲学的专栏,当时余英时教授为学界所关注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即将出版,《绪说》部分已连载于《当代》,我初打算以其中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提出反省的论题,约请不同国籍的学者发表评论。时人在哈佛,便先征得了包弼德教授的同意。后考虑到背景宜相对集中一些,便决定专请美国学者。向田浩教授约稿时,论题也由方法论而扩大到了整个著作的评论。余著甫出,两岸三地学者即有热评,余先生也作有数篇回应。包、田两位教授发表评论,理应请余先生赐文回应,但考虑到包、田两位教授论中所涉问题,余先生回应中也有所论及,故我未请余先生赐文。限于篇幅,此处无法摘引余先生的相关讨论,读者可查阅《当代》与《九州学林》所载诸文。最后,我感谢包、田两位教授赐文并审校译稿(王昌伟先生帮包教授审校译稿,特致感谢。),感谢译者程钢先生。

王安石與《周禮》

本文將王安石的《周禮》註釋置於兩個語境中加以分析:其一,它是爲新建立的國家學校系統和新考試系統所創設課程的一部份;其二,從中唐到北宋經書註釋發生了巨大轉變。王安石並不致力於同鄭玄或賈公彦一爭高下,他處理經書文本本身,提供方法來看經書如何能在當下具有意義。他假設存在著一種聖人是如何做事的方法,關於什麽是根本的,以及他們應當據以做事的秩序,這些都是可以共享的。通過對王安石《周禮》註釋中兩個部份的分析,可見其方法或是對文字作字形分析,或是對句子之間的聯繫作邏輯分析。其註釋也涉及了與時代密切相關的問題:政治精英的性質和經濟的結構。他尋求的指導性原則是通過辨識詞彙和語言中的系統、結構、秩序、關聯性、整體性或一致性而創立的,但它們在某種程度上存在於文本之外,而在於事物本身之中。凡此種種,可以通過'學'傳授給他人。新政時期各種政策作爲一個一致的整體而彼此適應,禮和法令清楚詳盡地説明了事物應該怎樣運作,怎樣創造出精緻的典範。

蘇軾作品在南宋婺州研讀情况考

蘇軾在其一生中,以一個政治家和行政官員、一個文學天才和書法家以及一個學者和思想家的身份,贏得了聲譽。他的作品影響極大,以致於1102年新政的倡導者王安石在朝廷重新執政時即將其禁止(同時被禁止的還有他的弟子,及司馬光、程頤、程顥等人的著作)。今天,學者們比過去更願意視蘇軾為一個11世紀中主要的思想和政治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