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民俗学史上的“礼俗互动”

自18世纪末至“二战”结束,德国在一个半世纪内遭受了数次社会政治巨变,与此相应地,其礼俗互动(观)也先后经历了“礼失求诸野”“俗学于礼”“俗生于礼”与“礼缺造诸野”四个主要发展阶段。通过对这段历史的梳理与分析,可以发现:首先,礼俗互动(观)以及民俗学是有政治性面向的,与社会政治背景相适应。其次,重俗轻礼或者为社会政治秩序动荡之时,或者为极权统治之时,而重礼轻俗多为秩序相对稳定之时。再次,无论重俗还是重礼,都要为礼俗起源找到一个合理解释;重俗之时,一般将其归结为民族共性,而重礼之时,往往将其解释为上层精英的创造力。最后,礼俗互动观总是立足于实证主义,再加以理性思辨;但由于其政治性面向,总会存在或多或少的人为加工,乃至偏向于功能主义、甚或工具主义。

《周易》误译根源与翻译范式创新——以卫礼贤翻译为例

卫礼贤的《周易》译文,在卦名、词义、句义、文化专有项、卦爻旨意等各个层面都存在翻译失当之处。其根源在于:《周易》辞句具有厚重的文化底蕴;《周易》蕴藏儒家的密义;易理具有"洁净精微"的缜密体系性,体现于各个层级语言单位的有机关联;《周易》具有"摩尼宝珠"式的特质——义理与语言符号的语意、外形、音声、文化底蕴等等紧密结合在一起,具有普应万象的功用。《周易》所具有的这些特质,无论对于哪个个体来说,都是难于全面深刻把握并在翻译中具体贯彻的。由此难免导致翻译的失误。基于此,可以说,传统的翻译策略是不足的,或者说是部分失效的,因而必须实施新的思维,建立"跨空间的团队译介"模式和"跨时间的渐进译介"模式,注重解决译者对于文本义理掌握的难题,进行翻译范式的创新。

文化迁变-卡舒巴城市文化思想评述

卡舒巴认为,把文化视作全部生活样式的宽泛定义可以作为研究城市文化动相与变相的概念基础。他指出,文化几乎只存在于迁变之中,是迁移的、变形的、混合的、杂交的、过程的……。依据"迁变生起"的标准,可以划分为自然发起的常规文化迁变与基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利益而人为有意推动的新式文化迁变,后者可以称为"文化的转基因",并促成了新的共同体结成形式。借鉴西方经验,探析文化传承中的动相与变相,实现城市的移风易俗与社会和谐,是中国民俗学者的新使命。

名称变迁视角下的德国民俗学史

基于德语单词Volk的“民族”和“俗民”两重意思,自18世纪末开始,德国浪漫主义者在名为Volkskunde的民俗学框架内,通过民间歌谣等民俗事象来寻求德国的民族精神。第三帝国时期,Volkskunde的民族主义色彩恶化为种族主义导向,民俗学沦为纳粹党的政治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民俗学逐渐摒弃Volkskunde一词,但始终未能形成另一个统一的新名称。在反思历史的基础上,德国民俗学的新研究范式打破了旧学科在地域、时间、阶层等视阈的局限,形成了三种新的称谓,即以文化社会功能为导向的“经验文化学”、以文化异质性与变迁性为导向的“欧洲民族学”和以文化哲学意义为导向的“文化人类学”。

《老子与现代生活》译后记

刘长允先生的《老子与现代生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典型范例。该书有三大特点:在古今中外的理论背景下考察《老子》的思想;先系统整合《老子》的思想,再用通行术语和通晓语体加以结构化陈述;将《老子》思想解读与现实生活需求紧密结合起来。为了让现代德语读者如实把握其意旨,译者在德语翻译的过程中秉持了原作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用意,并在保持原作义旨内核不变的前提下,在语言习惯、文化规范和思想体系方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归化性适应。

城市,一个硕大的自拍照?--在舞台与舶来品之间游弋的城市性

20世纪70年代以来,基于文化化或者说文化革命,城市逐步成为生活风格的大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人们实验着、导演着、确认着身份认同的方式和模式。也可以说,城市类似于一张硕大的集体自拍照,人与城市维系在一起,这是一种身份认同性质的共生现象。对于城市文化新涌现的多样性与开放性,外来者始终是起着关键性的共塑作用。城市在过去、现在始终是一个二元对立的生活世界,其中不应当让分歧、而是让和谐占据主流,因为和谐会凸显维系性与共同性的东西。公民社会运动的宽泛与多样性彰显了社会空间、文化形式的混合化与模糊化,也证明了城市社会一体化的成功。

德国首都柏林:各类族群的集聚地

自德国统一以来,欧盟的一体化进程也在逐步推进。然而,在德国国内,一度被断言"死亡"的种族化的地域色彩却经历了一个"复活"的过程。德国的各地域人群一直都在拟制"自画像"和"他画像",而且将其越来越与公民社会运动关联起来。尤其是在政治中心的首都柏林,可以说存在一种"身份认同的游戏"。一方面,都市文化需要多样性和异域风情;另一方面,地域标识也愈来愈成为社会、政治领域内非常重要的包装宣传策略。从战略层面上来看,倾向于地域研究的政治民俗学绝对具有全新的、重大的意义。

世界-观:每个人的博物馆?

长时间以来,博物馆是一个具有清晰意识形态定位的机构,所展现的是市民阶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但是,在一个后现代的"为了所有人"的城市中,也要求有一个"为了所有人"的博物馆,它必须吸纳多元的理念,并传达各种声音。如此一来,博物馆自身的设置、诠释范式必须作出持续的改变,遵循一种与变革时代相适应的"新日程"。不仅仅是在文化政策领域,而且也在身份认同政策领域、乃至政治领域,博物馆都应当进一步完善、强化自身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