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结合”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兼评“替代论”“体用论”“结合论”三种观点

“第二个结合”是当前我国学界亟须研究阐释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其内嵌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这一思想文化领域的核心命题,而两者关系在理论形态上又可分为“替代论”“体用论”“结合论”。将其置于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加以考察发现,“替代论”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打断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进程”,但忽视了这样的历史语境,即封建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解体最终导致了作为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的退场;“体用论”实质上指向百年来“古今中西之争”所关涉的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问题,而经由“第二个结合”生成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蕴含了文化主体性的新指向;“结合论”要求从实践维度进一步明确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交互性”,并从高质量发展和驾驭资本逻辑等维度进一步推进“第二个结合”。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命题特征、内在逻辑与实践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一重要论断,并就“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的“共同富裕”作了集中阐释,由此为共同富裕议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新空间。从命题特征来看,进一步凸显了新时代共同富裕议题所具有的历史性、人民性与实践性;从内在逻辑来看,基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新论断一方面指向“不平衡的发展”的问题求解,另一方面是“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同时隐含驾驭资本逻辑的价值导向;从实践创新来看,新时代共同富裕进一步要求置于中国式现代化总体目标框架之下,明确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上层建筑意义,要求以制度系统集成创新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实现,最终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问题

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即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立场。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属性,国家主体性不可或缺。就其表现而言,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有两个维度,即在世界主义经济学中寻求张力的国际维度以及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经验提炼的中国维度。基于国家主体性的国家建构既可以从历史维度为良序有效的国家治理奠定秩序基础,又可以从现实维度为保持国家竞争优势提供理论的解释力。国家建构将在突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合理且有效地解释中国奇迹,并为世界经济复苏贡献"中国方案"。

从自觉到自信: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构建何以可能

学术话语体系是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立足于中国话语体系的理论与实践要求,探讨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的现实背景、理论基础以及实现路径问题十分必要。一方面,国际话语体系不对称的历史传统、西方话语体系中"东方主义"的表达倾向以及当代中国实践对西方理论的范式突破迫切要求构建起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另一方面,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中国现代化的实践经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也为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奠定理论基础。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既要根植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性实践,又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发展,才能真正做到内容、方法、范式上的创新。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归根结底是要摆脱哲学社会科学上的"学徒状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辨析

无论是从理论体系构建还是从学科建设角度出发,研究对象问题一直是一个学科研究的首要基本问题。当前,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学界主要形成了两种争论: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否包括生产力;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在这背后,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种解读深刻影响了对其研究对象的界定:一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另一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归根究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研究资源配置,是"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是国家之学,是研究国家治理与国家富强的学科。

整体性视域下“消灭私有制”的内涵及其中国化指向

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的基本方法,对于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解读与研究更要坚持这一基本方法。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所有制领域的探索历程,长期以来在所有制问题的认识论上存在着“所有制崇拜”和“所有制歧视”这两种极端倾向,这种思维意识上的偏见往往会造成过分夸大所有制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了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建设性作用。私有制作为社会的、集体的所有制的对立物而出现,最初表现在小生产中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拥有私有权,这是以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大工业的出现,这种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将解体。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最终将通过危机的强制方式来解决,那种忽视生产力和社会意识基础而片面追求“消灭私有制”的做法,既不符合社会历史客观发展的趋势,也遮蔽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义。

从“举国体制”到“新型举国体制”:历史与逻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其中一个关键就在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研究发现,从"举国体制"转向"新型举国体制"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无论是"政策演进"或是"国家建构"抑或是"现实危机"的视角,都清晰地呈现了"举国体制"向"新型举国体制"的嬗变历程。在此基础上,既应关注到"举国体制"契合"家国一体"的中华传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以及"国家赶超型"的道德义务因而具有内在合理性,又应当明确传统举国体制因科技创新目标选择过程中的信息不确定性和不完备性而需要"升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应围绕人工智能等关键核心技术充分发挥其整体协同优势、关键集中优势和有效动员优势,其实质在于实现政府和市场的有机结合,尤其是在科技创新领域"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和突破--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

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命题,政府与市场关系是解读“中国奇迹”的关键。一方面,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嬗变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的倾向,企图割裂政治与经济的内在联系,这导致其无法有效解释现代混合经济;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经历了“政府放开市场”—“政府调控市场”—“市场约束政府”—“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阶段变迁,实现了从“替代论”到“辩证法”的演进和突破。在对西方传统和中国经验的比较分析中发现,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辩证法”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主体性的体现。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可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主体性的“三维系谱”,提升对“中国奇迹”的解释力。

新中国70年来我国所有制理论发展演进与进一步研究的几个问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所有制理论研究呈现出清晰的演进图谱。从纵向来看,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研究呈现渐进式、阶段性特征,研究重点大体上经历了“基本制度”(1949-1978年)—“经营机制”(1978-1992年)—“企业制度”(1992-1997年)—“所有制结构”(1997-2002年)—“实现形式”(2002-2012年)—“实现形式2.0”(2012-至今)的演进过程;从横向来看,围绕所有制问题的争论性领域和关键性议题初步形成了“一体三翼”的研究格局,即“基础理论”“性质结构”“实现形式”和“生产效率”四个方面。在进一步推动该领域研究方面,至少可以思考以下四个问题:一是在核心命题层面回应“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二是在基本事实层面客观认识传统公有制与传统私有制的现代转变;三是在问题导向层面回应“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现实诉求;四是在价值归属层面重申所有制改革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

新发展阶段国有企业的创新驱动发展

国有企业作为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在新发展阶段肩负着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特殊使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背景下,国有企业创新功能应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赶超战略1.0版"升级至新发展阶段的"赶超战略2.0版",重点解决"僵尸企业"、路径依赖、经营管理制度、激励约束机制等影响国有企业"创新力"的关键问题。其中,"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是新发展阶段国有企业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所有制的理论反思与实践创新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既是一个理论命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它贯穿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全过程。在理论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论"需要直面"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论",既要探讨公有制的效率难题并重申"宏观效率论"以廓清"国企低效论"背后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迷雾,又应正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对立统一"的两大根源,即公有制条件下商品交换的特殊性和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适用性问题,以此揭示出两者有机结合的突破口。在实践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历程,成功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从而使"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命题,是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中国化的原创性贡献。

列宁关于所有制问题的三段探索

所有制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对于苏俄(联)的所有制实践探索先后经历了“剥夺剥夺者”“不断扩大国有化”“允许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等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既具有一致性,又存在差异性。就其原因而言,一方面,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所有制变革特别是“消灭私有制”的基本思想,主张社会主义所有制应当“剥夺剥夺者”;另一方面,列宁认识到,在当时经济条件还不够成熟的情况下取消商品交换的不可能性,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使得“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成为可能。今天来看,列宁对所有制问题的探索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对于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视域下共同富裕的三重阐释路径

“共同富裕的马克思主义阐释何以可能”是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亟待回应的一个重大理论命题。整体性视域下的逻辑演绎与历史考察,进一步明晰了共同富裕的马克思主义意蕴:在历史唯物主义维度上,共同富裕的唯物主义特质与生产逻辑内在契合,特别与生产逻辑的历时性、主体性、实践性具有一致性,由此进一步确认共同富裕是在历史中展开、在人民中蕴含、在实践中生成的;在政治经济学维度上,资本批判系统论证了共同富裕与资本主义的不兼容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通过资本的生产、分配和积累等过程内在规定了两极分化,由此有力证明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共同富裕的不可能性;在科学社会主义维度上,共同富裕的马克思主义意蕴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共同富裕的制度要求与共产主义在原则上高度一致,二是共同富裕的制度实践形态创新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得以推进和拓展,从而实现了方向性与现实性相结合。

“马克思-皮凯蒂之问”: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路径澄明及当代回应

共同富裕是一个重大的现实理论问题,并在经济思想史上通过“马克思-皮凯蒂之问”表现出对财富分配失衡原因及其解决方案的追问。皮凯蒂的解决方案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真正触及共同富裕,也反映了西方世界对于财富分配议题的主流倾向,即“就分配而言分配”。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的阐释路径表现在“破”与“立”两个方面:一方面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财富积累与贫困积累的论根源,论证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共同富裕的不可能性;另一方面从“生产一般”“生产关系”“生产目的”等方面进一步阐发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基本观点并呈现“就生产而言分配”的根本出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实践,既与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一脉相承,又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坚持高质量发展,通过驾驭资本等具体方式回答了“马克思一皮凯蒂之问”。

“赋能论”还是“抑制论”: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辩证关系的理论审视

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究竟是促进作用还是抑制作用,这并非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就“赋能论”而言,其理论前提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数字经济能够对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经济循环环节产生积极影响,有效解决制约共同富裕实现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就“抑制论”而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平台垄断在生产组织过程中衍生出了“困在系统里的骑手”,二是数字鸿沟在数字技术红利分享方面产生了“信息贫困者”,三是“去劳动关系化”与“过早去工业化”内嵌于数字经济发展悖论,其本质是资本无序扩张驱动数字技术反噬并由此带来财富分配的进一步失衡。因此,应当在正视“抑制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赋能论”的有效作用,从而形成“所有制—资本—经济循环”的系统视域,即坚持生产关系对分配关系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既要激活资本的文明面又要防范资本无序扩张,以“数实融合”服务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从而推动数字经济时代共同富裕的实现。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命题特征、内在逻辑与实践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一重要论断,并就“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的“共同富裕”作了集中阐释。从命题特征来看,进一步凸显了新时代共同富裕议题所具有的历史性、人民性与实践性;从内在逻辑来看,基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新论断一方面指向“不平衡的发展”的问题求解,另一方面是“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同时隐含驾驭资本逻辑的价值导向.

主体、制度与价值:以治理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可能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进一步学术追问,这要求从国家治理层面作出符合中国经验事实与改革逻辑的系统性回答。从主体逻辑来看,党、政府与市场的内在关系成为中国国家建构的组织保障;从制度逻辑来看,通过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转化为治理效能,进而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关系;从价值逻辑来看,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人民城市等一系列国家治理鲜活实践深刻反映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驾驭好资本的价值底蕴。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不仅在理论上打破了西方治理理论窠臼,而且在实践中以治理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生成逻辑、阐释原则与当代价值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重大命题,并被概括为“六个必须坚持”。基于“政策话语—学术话语—教学话语”的有机统一和有效转化的研究视角,加强“六个必须坚持”的系统性、学理性阐释研究具有特殊意义。从生成逻辑来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相互映射,内在要求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六个必须坚持”的理论出场;从阐释原则来看,既应基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原则加以系统考量,又应强调其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化”理论成果,更应注重从六个方面的“重点论”进行把握;从当代价值来看,“六个必须坚持”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主体—实践”的当代延展,更是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实践创新的方法论。

国家主体性、国家建构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基于西欧、美国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经验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命题。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经验来看，西欧的国家传统和美国的制造业传统是国家富强和实现现代化的内在关键；从“中国奇迹”的基本规律来看，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文章通过对现代化经验的比较分析和借鉴吸收，结合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安排，提出以下三条建议：第一，在发展导向上凸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体性；第二，在经济体制上基于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强化有效国家建构；第三，在产业体系上大力发展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

再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改革开放40周年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需要从理论上澄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非市场经济论""国家资本主义论""国进民退论"(私企退出论)等错误观点,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揭示和阐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即发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两个方面优势以及坚持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针对美国在贸易战中对我国的污名化指称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基础上理论创新的现实需求,我们认为,应当摆脱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是市场经济"的语词之争,从现代化经济体制层面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避免西方话语陷阱,积极构建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