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的盛典——当下视野中的美国1904年圣路易斯世博会

作为世界上后来崛起的大国,美国在沟通国内外公众,赢得理解、信任和支持的过程中,曾经做出过巨大的努力。其中,仅世博会即主办过12次,占世界总量近30%,成为主办次数最多的国家。这中间酸甜苦辣的丰富经验,值得正在和平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参考借鉴。在当代视野中,美国1904年圣路易斯世博会作为大国崛起的盛典,在维护国家利益、启动现代生活的基础上,对内增强凝聚力、包容力,对外提高亲和力、感召力,全方位满足崛起需求;其观众定位针对以中产梦想为特征的国内外公众,体现诚恳、谦卑、友善、包容的人性化特征;其展示内容侧重生活创新,提高现代素养,促进人与社会的协调呼应;就整体而言,虽有瑕玼,却愈挫愈奋,成为特定历史阶段的标志性里程碑。圣路易斯经验提示我们,对殖民主义需要重新思考,韬光养晦有必要长期坚持,美美与共应当成为世博会的文化追求。人类正在克服文化沙文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局限,走向文化多元主义,在创新竞争、交往互惠和自我超越的过程中,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争取全方位的新的进步。

我们为何要用社会理论来解读大型体育赛事

2014年索契冬奥会以510亿美元的开支一举成为历史上最昂贵的奥运会。在过去的十年里,即便全球金融危机仍在持续,即便来自学者、记者和社会活动家的批评与日俱增,奥运会这项大型赛事的巨额支出还是在不断膨胀(当然其广告和转播收入也在随之增长)。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认为这些支出是由某些有权势的个人拍板决定的,他们欺瞒大众以增加自身的利益,然而这种说法不是社会科学论断,学者有责任更好地解释奥运会增长背后的动因。本文认为:奥运会基于社会科学研究者所熟悉的原则,只不过其规模要比我们日常的研究对象要大上许多数量级。社会科学研究者很清楚,人类将会因为违背经济原则资助这些仪式和庆典而深陷债务,但他们依然这么做,是因为这些活动有益于互惠经济、联盟构建以及创建想象共同体。本文旨在展现对北京和伦敦奥运会的新研究,聚焦于学者较少研究的外交和企业接待项目。大型赛事为政治、企业和文化的领袖们提供了建立联盟、巩固人脉的难得机会;这种场所正随着全球政治经济的日益紧密联系而变得日趋重要。从这结构性的视角出发,奥运会扩张是全球化的产物。

“北京模式”的奥林匹克教育——东方特色和发展中国家模式

从国际化视角初步探索北京奥林匹克教育在整个奥林匹克教育历史中的角色,它的特征以及它可能给奥林匹克运动留下的遗产。北京模式的奥林匹克教育有三个特点:在文化上和组织上体现东方文化和社会的特色;它的基本知识内容符合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它的物质内容符合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