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竞争、昂贵信号与小国对外政策选择——以中美竞争中的菲律宾、新加坡为例

竞争中的大国不仅试图维持实力上的相对优势,还要寻求更高的地位,从而确立自身的国际影响力。鉴于地位的社会性,即使大国拥有雄厚的实力,其地位也需要小国的认可。为了争取小国的地位支持,大国会积极运用自身实力向小国提供合作产品。借用“昂贵信号”理论可以探究中美在不同时期对菲律宾和新加坡两国的政策影响。如果体系内存在两个实力相近且互为竞争关系的大国,同时都具有向小国提供安全和经济产品的能力与意愿,处于该环境下的小国会依照两个大国释放信号的成本来判断其承诺的可信度,从而采取不同的政策立场来表达对大国地位的支持或质疑。当两个大国均释放出带有较高成本的信号时,小国倾向于采取对冲立场(对大国的地位表达模糊态度);当大国发出的信号在成本上存在明显差异时,小国会倾向于支持信号成本较高的一方大国。本文通过选取2009年前后和2017年前后两个时段菲律宾的外交立场调整,以及2017年前后新加坡的立场调整对以上假说进行检验。

海外民间组织支持公共外交的路径、特点及启示——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肯尼亚中华总商会”的经验为例

在2020年初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引发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中,作为中国在非洲的华侨民间组织之一,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利用自身特有的交往渠道和影响力,以搭建平台、协调联络、筹措物资等多种方式,不仅有效参与国内抗击疫情,也在所在国(肯尼亚)人民面前充分展示华人华侨爱国、团结、奉献等正面形象,体现出灵活性、持久性和统一性的特点。肯尼亚中华总商会的经验为中国海外华侨组织支持公共外交活动提供了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