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学会顾问千家驹同志给大会秘书处的信(摘要)

中国金融学会大会秘书处并转全体代表: 1984年货币发行与银行信贷的严重失控证明: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并未改变资企供给制的实质。我们还是处在企业吃银行的"大锅饭",银行信贷吃货币发行"大锅饭"的局面。这几年的实践证明:在分设中央银行与各专业银行之后。

千家驹论胡适

唐德刚序 1985年4月中，李又宁教授打电话给我说，千家驹教授抵纽约访问，并指名要约我碰碰头。我想与又宁联合做东，请他伉俪午餐，而又宁不许——她坚持“独请”，不过她倒要我开车去接他们一下。我因为知道千君是胡适之先生的得意门生之一，所以就顺便带一本拙著《胡适杂忆》请他指教。

论旧中国的公债发行及其经济影响

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长大了。但新中国是在旧中国的废墟上产生的,要认识新中国的一切,对旧中国的研究,仍然是有其必要的。旧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旧中国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也很突出的表现在它的财政制度上。反动统治阶级对于中国广大人民的剥削,除了横征暴敛的苛捐杂税以外,滥发公债和通货膨胀是旧中国军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搜括掠夺的重要方法之一。同时。

在桂林的八年

抗战八年,我基本上是在桂林度过的。中间虽然去了香港一年,桂林沦陷后又在昭平黄姚呆了不到一年,其余六年多的时间都住在桂林。在抗战期间,桂林是大后方的一个文化城。若从某种意义来说,桂林在抗战文化中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过重庆。因为重庆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直接控制下,对图书杂志的出版实行严厉的审查制度,而桂林的自由空气比较浓厚,有大批进步文化人士集中到那里。我记得的有:李四光、李达、胡愈之、陈翰笙、孟用潜、陶行知、陶孟和、张志让、欧阳予倩、夏衍、范长江,白鹏飞、田汉、梁漱溟、林励儒、邵荃麟、张友渔、沈志远、杨东莼。

论英国的产业革命与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新论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百年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从此,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局面。关于鸦片战争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大多注重外交史和政治史,较少自经济史的观点上来考察。虽然若干人都已正确地认识到:鸦片战争决不是林则徐焚烟偶发的结果,它是英帝国主义者为开拓市场而征服中国的先声。但历史的研究者还要求有丰富之史实来论证这种正确的理论。

财政支出应首先保证智力投资

我国国家财政收入每年约一千一、二百亿元。过去我们的传统作法是:财政支出首先保证重点建设,逐步增加教育、科学、文化等方面的开支,同时保证军政费用的必需支出,适当照顾其他方面。所谓重点建设主要就是指经济方面的基本建设。把经济建设放在第一位,把教育、科学。

不可多得的一部研究西藏地区货币的著作

本刊一九八二年第一期及第三期发表了肖怀远同志《西藏地方货币史初探》及《半殖民地时期的西藏地方货币》之后,在我国经济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现在作者已将此文汇编成书,并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千家驹先生为该书写了序言、专门研究中国货币史的张虎婴同志写了书评,他们称这本书为“不可多得的一部研究西藏地区货币的著作”“不仅填补了我国研究西藏货币史的一个空白,而且对西藏地区经济史的了解,也有重大的意义,丰富了我国货币史的内容”,是“第一部纵横古今的西藏地方货币史的著作”。现将《序言》及书评全文刊登于后。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同志都来研究西藏经济的历史和现状,为西藏地区的经济建设贡献力量。

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问题

赵总理在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指出:今后经济工作着重要抓好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这两件大事。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实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的政策,两者有密切的联系。对内搞活经济,以农村收效最为显著,城市工交企业,则经济效益虽然有所提高,但仍不理想。对外开放以经济特区发展得最快,其中深圳特区的发展最引人瞩目。为什么深圳发展得那么快呢?原因除了深圳市引进外资,对外资实行优惠政策之外,

关于我国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问题

谈谈关于中国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问题,重点放在对外开放问题上。今年五月,赵紫阳总理在六届人大会议上提出:“今后在经济工作中,要着重抓好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这两件大事。”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有密切的联系。对内搞活经济,农村收效最为显著。在城市,则工、交企业经济效益虽“有所提高,但仍不理想。”对外开放则以经济特区特别是深圳的发展最引人瞩目。深圳在5年之内,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0.7倍,财政收入增加10.9倍,这是惊人的速度。为什么深圳发展那么快,其原因除引进技术外即因为它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有较大的自主权。例如。

叶挺将军在桂林二三事

皖南事变后,1943～1944年间,叶挺将军曾一度被软禁在桂林。当时李济深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叶将军名义上被称为“高参”,实际上是行动受监视的政治犯。我原来是广西大学教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解聘。1940年底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时流亡到香港。1941年太平洋战争发生后,香港沦陷,我又逃回桂林。国民党企图截断我的生活来源,当时虽有几间大学要邀请我去任教,但都被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阻止。我只能在桂林以卖文为生,用笔名在各报刊发表文章,勉强维持生活。当时我住在桂林郊区花桥附近六合路的几间破落平房里。一天,忽有一个身体魁梧、军人模样的人来访。他手里拿着手杖,自称是叶挺。我和叶挺将军过去虽然从未会过面,但他的鼎鼎大名,我是景仰已久的。见面之后,我们就毫无拘束地谈起来,真所谓一见如故。他要求我带他去看望柳亚子先生和邵荃麟同志。

从重视知识说到重视教育

胡耀邦同志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大会上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报告:《马克思主义伟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们前进》。报告中着重提出了重视知识与知识分子问题。耀邦同志说: “我们党成立六十多年来,主要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干两件大事。一件是推翻旧世界,推翻三座大山,一件是建设新世界,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推翻旧世界,需要知识和知识分子;建设新世界,更加需要知识和知识分子。而且应当说。

控制基建膨胀和改革价格

全国政协六届五次会议在京举行期间,本刊编辑部邀请全国政协部分经济学家、管理学家举行座谈会。出席会议者与去年基本相同。王光英副主席因事未能出席,曾专门打电话表示支持。中央编译局副局长顾锦屏同志出席了座谈会,对各位委员表示衷心的谢意。现把座谈纪要整理如下。

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改革、开放

前不久,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著名经济学家、我院名誉教授千家驹同志应陕西省政府、省民盟和我院的联合邀请,作了“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改革、开放”的报告,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本刊现将该报告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如何贯彻义务教育法

我国的“义务教育法”在第六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通过后,已经公布于世了,这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值得我们为之庆贺。虽然我国“义务教育法”的公布,比日本整整迟了一百年,比美国迟了一百三十四年(日本于1886年公布“小学校会”,美国于1852年颁布“义务教育法”),但迟公布总比不公布好。义务教育是一种强迫教育,就是说,凡是适龄儿童,都必须接受一定年限的学校教育。

关于消灭我国的财政赤字问题

本文是我在一九八○年十一月甘七日在中国财政学会年会上宣读的论文。消灭财政赤字是年会的中心议题,许多同志发表了很有价值的论文,并提出了很宝贵的意见。年会将近结束时,传来了中央已下定最大决心,坚决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务使一九八一年财政不再出现赤字,同志们都为之欢欣鼓舞。这一问题可以说基本上已经解决。但为什么非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不可,何以压缩基建投资是消灭财政赤字唯一正确的途径,都是读者所关心的问题。现在,我根据最近我国经济发展情况,加以补充修改,以飨《社会科学》读者。

研究钱币,振兴中华!——祝河南省钱币学会成立

中国的货币有四千年的悠久历史。中国的货币文化是我国绚丽多采、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渊源流长,影响深远,在世界货币文化史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研究中国的历史货币,可以激发我们爱祖国、爱中华民族的热情,可以使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先蕴藏着多么伟大的聪明智慧,可以使我们了解中国的社会发展史、封建王朝史、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艺术以及冶炼技术的历史。把研究中国钱币视为可有可无的不急之务是错误的。

在庆祝广州大学建校五周年上的讲话

各位来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今天是广州大学成立五周年,我首先向为本校辛勤耕耘的教职员工和勤奋学习的同学们致以热烈的祝贺。我是研究经济的,对教育本是外行。1983年我来广州讲学,当时任广州市市长的叶选平同志礼聘我为本校的名誉校长。回到北京以后,我对如何办好广州大学。

关于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再认识问题

自从《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布以后,我国要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方针已经确定了。义务教育是职业教育的基础,一个文盲是谈不到职业教育的。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不仅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而且是一项面向未来,关系到中华民族兴衰的大事。它对于我国民族素质的提高,国家的兴旺发达以及我国在二十一世纪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都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祝生活、读书、新知创办五十周年

生活书店创办于1932年,到今年恰好是半个世纪。稍后于生活书店,同属党领导之下进步的文化出版机构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也有将近50年的历史。这三家书店于全国解放前夕的1948年合并而为三联书店。当1978年庆祝三联书店成立三十周年时,我曾经写过这么一段话: “解放后出世的青年,大概只知道有三联书店,但是在中年或老年知识分子中,凡是参加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文化工作者,没有不是程度不同的受到过这三家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