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土地财政最优规模研究--35个大中城市的经验分析

本文以城市集聚力为标准,构建了最优土地财政规模模型,同时对全国35个大中城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存在一个最优的土地财政规模,使得城市集聚力达到最大,这一最优规模与消费者工业品支出份额、住房边际成本增速、贸易成本、土地财政使用效率正相关,与工业品消费替代弹性负相关。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测度

区域经济完全一体化的各成员的产出份额在理论上应服从Zipf分布,各成员产出份额的实际分布与理论分布的距离则可以用来测度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实证分析表明,1978—2008年间,长三角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个以上海为中心的一体化过程,并且长三角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经历了"制度变迁推进型一体化"、"制度与市场角力型一体化"和"市场推进型一体化"三个阶段。

“重技术引进,轻消化吸收”问题研究——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面板数据分析

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同时对引进技术进行有效的消化吸收是落后国家提高技术能力,加速技术追赶,最终实现自主创新的有效途径。然而,企业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是一项昂贵的学习性活动,不会自动发生,企业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的重视程度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理论研究表明,企业消化吸收与技术引进支出的比值是与该行业世界技术进步的速度负相关,与企业的人力资本存量及该行业的市场竞争程度正相关,1999—2007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经验数据也支持这一结论。因此解决中国企业目前"重技术引进,轻消化吸收"问题不能靠简单的政策刺激,应从加大高等教育投资,快速积累适合企业技术要求的人力资本,以及深化市场改革,推动企业间积极有效竞争等方面入手。

区域金融能力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

金融部门对实体经济技术创新存在着主体功能和攫取两个方向的双重作用。主体功能作用通过甄别机制、监督机制、风险分散机制、人力资本积累机制等促进技术创新;攫取则是金融部门瓜分实体经济发展成果的过程,这对技术创新将会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文章通过对中国省域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金融资源动员能力和配置能力主要体现了金融的主体功能能力,金融机构的微观盈利能力则体现了金融部门的攫取能力;金融资源动员能力的提高会增强金融系统对高风险创新活动的包容性,金融机构攫取能力的提高对低端创新活动的抑制作用更显著,金融资源配置能力的提高则会使金融系统倾向于支持低风险技术创新。另外,东部地区虽然有充足的金融资源,但金融部门市场势力也更强大,对实体经济的攫取能力也更强;中西部地区则由于金融资源稀缺,金融基础设施薄弱,金融主体功能能力仍处在边际报酬递增的阶段。因此,中西部地区的金融体系建设应着重金融基础设施投资,提高金融系统的主体功能能力;东部地区则应强调市场改革,适当削弱金融机构的市场势力,抑制其攫取能力。

农民工集聚的劳动力池效应研究

经济的空间集聚会产生一个劳动力池效应,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池效应主要表现为通过劳动力的供求匹配,提高工人的工资和企业的收益。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池效应则是通过降低市场的不确定性,提高企业的或然收益,降低工人的就业风险。劳动力池的公共物品性质则要求政府应对其进行管理和维护。

技术创新资本结构演化与技术进步——基于高技术产业的实证分析

技术创新资本结构是指企业技术引进、消化吸收、产品创新、工艺创新等创新活动中R&D投入物化的技术设备、内化的知识储备等创新资本的构成及比例关系。不同的技术创新路径,或者同一路径的不同阶段技术创新资本结构演化有其各自的特征,优化技术创新资本结构、推动创新结构高级化是推动产业技术进步的关键。今后,推动产业技术进步的政策应以优化技术创新资本结构、推动技术创新资本结构高级化为抓手。技术创新资本结构的优化与高级化也应该根据各个产业所处的技术创新路径,以及在路径中所处的阶段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金融危机后江苏私营工业企业发展特征与优化策略

民营经济是中国民间人士、民间组织和民间机构等民间主体经营的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国有民营、外资所有民营,以及其他一切混合所有制中的民营成分。民营经济的外延比较宽泛,在中国的统计系统中也没有对应的统计口径,因此分析比较困难,但从江苏现实来看,私营工业企业是民营经济的主体,因此以此为切入口,来分析金融危机后江苏民营经济的发展状况,是一个很好的视角。

城市集聚力考量下的最优土地财政问题研究

土地财政作为当前社会各界聚焦的热点问题,饱受来自多方的问责。鉴于土地存量的有限性,体制外获取土地财政的传统模式已难以为继,而土地财政对当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又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将土地财政由体制外转入体制内刻不容缓。这一改革在理论上要解决定性和定量两个问题,即征税的合理性及税率。本文以城市集聚力为标准进行的研究表明:通过土地财政的征税方式可以提高城市集聚力,即具有合理性;存在一个最优的税率,使得城市的集聚力达到最大;这一最优税率与消费者工业品支出占总支出的份额、住房边际成本增速、贸易成本正相关,与工业品消费替代弹性负相关。

比较优势——“苏南模式”之魂

当"苏南模式"在国内享有比较优势时,苏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而当其比较优势弱化甚至丧失时,苏南地区的经济开始徘徊直至倒退,21世纪"新苏南模式"在更宽广的范围——世界范围获得了一定的比较优势,因而又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辉煌。

区域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的双重作用机制研究

在垂直创新的框架下,构建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的双重作用机制模型的研究表明:技术创新速度与金融服务效率正相关,与攫取效应负相关;创新项目代际幅度、创新抵达率、创新人员实际创新概率,这三个变量都能够通过提升创新价值来促进创新;最终产品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通过竞争效应会抑制技术创新;区域人口增加可以通过劳动市场要素供给和产品市场需求拉动两个途径促进技术创新。另外,中国金融发展整体上促进了技术创新,但风险包容性不高,且存在结构性差异。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金融服务效率较高且金融市场势力也更强。因此,为推进中国创新发展,一方面要多渠道提升金融效率,优化金融结构,增强金融系统的风险包容性;另一方面也要推动市场改革,适度调控金融机构市场势力。

车站餐饮“质低价高”的背后

国内当前各地火车站、汽车站附近的餐饮服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或者说问题：价格高，质量低。本文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这种状况在一定条件下形成的必然性，以及理论上的解决办法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中国金融深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

企业技术创新需要金融市场提供有力的服务器、加速器等功能性支持,然而处在浅短状态下的金融市场无法完成这一任务。金融深化,尤其是中国情景下金融深化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机理缺乏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基于此,本研究将D-S方法纳入R&D竞争框架,构建金融深化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系统阐释金融深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同时使用中国省域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金融市场厚度增加、金融市场宽度扩展与金融市场自由度提高三个维度的金融深化能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金融深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是通过融资约束缓解机制、融资成本降低机制和融资效率提高机制三种主要传导渠道实现,且三种传导渠道基本畅通;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创新行为以及与金融市场的关系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未来政策上要深入推进金融深化,以金融强国育化科技强国,同时要加强普惠金融建设,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乃至大众创业创新提供充足的金融支持。

中国金融结构与创新结构的适应性研究

本文从创新结构的视角出发,构建适应性金融结构模型,同时使用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中国金融结构与创新结构的适应性。研究发现:与创新结构相适应的金融结构与创新风险、股权融资效率负相关,与创新潜在价值、债权融资效率正相关;当参数发生变化时,与创新结构相适应的金融结构有一个从纯债权融资到债权融资主导、股权融资主导、纯股权融资的连续演化过程;当前中国创新结构已转型为高风险的R&D和产品创新为主,以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已不能适应创新结构的升级。因此,为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需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风险包容性与承担能力更强的金融结构体系.

异质性条件下产品创新的最优市场结构研究

何种市场结构更有利于创新是经济学领域长期争论的话题。与传统文献的视角不同,本文从产品异质性的角度出发,同时兼顾原产品间以及新产品与原产品间的不完全替代性,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不同类型的市场结构对于产品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那些产品差异度小、或者创新产品潜在利润高、或者创新产品对原产品的替代度低的产业,行业垄断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创新;那些产品差异度大、或者创新产品潜在利润低、或者创新产品对原产品的替代度高的产业,行业竞争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创新;那些参数处于中度值的产业,市场结构与创新的关系则呈"倒U型"结构。本文的最后对如何有效利用产业政策促进产品创新进行了分析,并对中国创新的市场结构进行了反思。

银行业市场竞争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

文章在水平创新的理论框架下,嵌入银行业古诺竞争的市场结构,构建银行业市场竞争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模型,系统地阐释银行业市场竞争在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产生的融资约束缓解机制、融资成本降低机制和人力资本回流机制,同时使用中国省域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银行尤其是大型商业银行具有强大的市场势力,对实体企业客观上存在"掠夺性";中国银行业市场竞争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上述三个传导机制基本畅通;中国的银企关系以及企业技术创新行为存在显著的所有制差异。为推动银行业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和技术创新,要多措并举推动银行业市场竞争,疏通传导渠道;同时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以及其他相关配套的创新支撑体系建设。

技术引进促进自主创新的条件性研究

本文探讨了技术引进的"生产效应"、"学习效应"和"扩散效应"对自主创新的影响,并引入市场规模、市场结构、产品差异、研发能力等变量,系统地研究技术引进促进自主创新的条件。研究表明:技术引进对自主创新是抑制还是促进,关键取决于"生产效应"、"学习效应"之和与"扩散效应"的力量对比;产品差异起着"防火墙"的作用;市场规模、研发能力等变量可以改变技术引进促进自主研发的临界市场结构。

出口与技术创新结构:基于高技术产业的面板分析

技术创新结构是指创新资源在产品创新、工艺创新、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四种创新行为间的配置关系,创新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是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本研究以出口为主线,采用数理建模和面板回归的方法,研究出口、市场规模、人力资本、市场结构、所有制结构等因素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结构演化的影响,研究表明:出口在现阶段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结构高级化有一定的阻碍作用;需求因素在创新结构高级化,尤其是对产品创新主体地位的提升有重要影响;人力资本不足是我国当前轻视消化吸收的重要原因;大企业更倾向于产品创新,对建立自主创新系统比较积极;与外资企业相比,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比较热衷于短期效应明显的工艺创新和技术引进,这也是技术创新结构高级化的障碍。

城市经济集聚的极限——基于住房成本视角的C-P模型

规模报酬递增是经济在城市集聚的原动力,而集聚的过程中同时会产生一些外部不经济的因素,住房成本的边际递增就是一个主要代表,本文就是基于这一视角,建立C-P模型来分析城市经济集聚的极限问题。通过分析可以得出:城市经济集聚的长期均衡有"极点均衡"、"中心-外围均衡"和"对称均衡"三种,城市经济集聚的极限值与住房边际成本的增速、居民住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以及贸易自由度呈负相关关系。因此,增强城市凝聚力,扩大城市规模的有效办法是:控制城市住房价格的上涨速度,减少居民住房支出在总支出中的份额,消除国内贸易壁垒,促进经济一体化。

中国企业R&D补贴策略:补贴阈限、最优规模与模式选择

R&D补贴是当今世界各国推进本国创新、参与全球技术竞争、占领技术前沿制高点的重要产业政策,但关于适宜采用R&D补贴的经济阈限、R&D补贴的最优规模,以及实施R&D补贴的有效模式等核心问题依然缺乏系统性的理论建构。鉴于此,本文从技术外溢视角出发,将R&D补贴嵌入到R&D竞争框架内,构建理论模型系统阐释R&D补贴的上述相关问题,同时使用产业层面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给定技术溢出水平,只有当其他经济条件处在补贴阈限内时才需要R&D补贴;当需要补贴时存在一个最优的R&D补贴规模;R&D补贴绩效会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发生反转;"普惠式"补贴与"竞争式"补贴有各自的优势区间。中国的R&D补贴总体有效,高技术产业的补贴绩效尤为显著;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R&D投资的带动作用要优于直接的财政补贴。

中国城市规模偏差研究

有别于探讨单个城市最优(绝对)规模的研究,本文从城市体系角度,运用Gibrat对数正态分布定律,以2011年为例,检验中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实际规模与理论规模偏差,并划分出偏大、合理和偏小三种类型:偏大城市集中在300万以上人口规模的特大城市,偏小城市集中在人口规模100万左右的中等城市,而通常以绝对规模衡量的人口50万以下的小城市却相对合理。进一步地,构造居民效用最大化目标函数,分析市场机制下的集聚效应和政府引导下的公共服务对城市规模偏差的影响。多元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偏大城市由显著的集聚效应和优越的公共服务共同引致,其中,集聚效应通过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多样化就业和提升工资水平等途径推进城市规模过度增长,然而拥挤效应开始显现;相对偏小的中等城市尽管有一定的集聚效应,但滞后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却制约了城市规模的合理增长。该结果间接表明,绝对规模小的城市因具有的公共服务功能超越了经济发展功能而相对合理。因此,中国城市体系优化的重点是加快发展具有一定集聚效应而公共服务相对滞后的中等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