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并慢性病的结直肠癌患者术后生活质量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探讨合并慢性病的结直肠癌患者术后生活质量及影响因素。方法对2019年1月至12月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结直肠科接受结直肠癌根治术的163名合并慢性病的结直肠癌患者进行调查,采用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定简表(WHOQOL-BREF)(中文版)分析合并慢性病的结直肠癌患者术后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本研究共计发放163份调查问卷,其中有效作答问卷156份,无效问卷7份,有效回收率95.71%。156名患者术后生活质量总分范围为41~62分,总分(49.69±6.11)分。合并慢性病种数、慢性病病程、术后化疗、疾病认知度和社会支持度是合并慢性病的结直肠癌患者术后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加强合并慢性病的结直肠癌患者慢性病健康管理,积极治疗以缓解病情,并加强健康宣教以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知度,鼓励家庭成员给予患者足够的关怀,从而达到改善患者心理健康,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

铜和强力霉素复合污染对土壤微生物与酶活性的影响

当前土壤环境中重金属和抗生素的广泛共存及二者复合存在所诱导出的细菌抗性,与单一物质的污染相比,均能够加剧对土壤质量和作物安全的破坏。在在实验室模拟培养条件下,向土壤中加入不同浓度的重金属(铜)和抗生素(强力霉素),探讨抗生素和重金属复合污染对土壤微生物呼吸、脲酶、蔗糖酶和过氧化氢酶活性和四环素抗性基因的丰度等土壤微生物指标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整个培养期(30 d)内,铜和强力霉素单一及复合污染均会显著抑制土壤微生物呼吸强度,对脲酶活性主要表现为促进作用,对蔗糖酶、过氧化氢酶活性主要为抑制作用,对过氧化氢酶活性的抑制强度明显大于蔗糖酶。综合而言,铜和强力霉素的复合污染相对于单一污染对上述微生物指标的影响较大,强力霉素的加入可以促进铜对微生物呼吸或酶活性的初始影响。此外,该研究还表明添加为400 mg·kg^(-1)铜可以提高强力霉素在土壤培养中后期诱导的抗性基因相对丰度的能力水平。本研究从微生物角度定量探讨铜与强力霉素单一及复合污染对土壤微生物指标的影响程度,以期为重金属与抗生素协同污染的土壤构建微生物预警体系,并为土壤修复和风险评估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外源抗生素对栽培作物与野生植物的氧化胁迫及其富集转运的差异性

为探讨外源抗生素对栽培作物和野生植物的氧化胁迫及其在两者体内富集转运的差异性,采用土培实验研究了外源抗生素对栽培作物(青菜、生菜、玉米)和野生植物(稗草、马唐、狗尾)抗氧化酶活性(SOD、POD、CAT)和丙二醛(MDA)含量的影响,以及残留的四环素类、磺胺类、喹诺酮类抗生素在栽培作物和野生植物中的富集转运特征.结果表明,外源抗生素显著抑制了栽培作物的SOD活性,其地下部分和地上部分的SOD活性较CK(无抗生素污染)降低了64.57%~105.52%和178.24%~260.00%.外源抗生素还显著增加了栽培作物的MDA含量,而野生植物变化较小.栽培作物和野生植物对外源抗生素的富集能力整体上呈现:栽培作物>野生植物,但其转运抗生素的能力:野生植物>栽培作物,且两者体内及其根际土壤中均以四环素类抗生素的残留量最大.研究表明,在抗生素污染的土壤中,栽培作物受到的胁迫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要大于野生植物;栽培作物和野生植物分别具有较高的富集抗生素能力和转运抗生素能力,因此两者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生态风险,且在抗生素污染的土壤-植物系统中四环素类抗生素的生态风险较高.

个体化生物反馈训练联合早期排便功能训练对低位直肠癌保肛术后患者肠道功能、肛肠动力学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目的:探讨个体化生物反馈训练联合早期排便功能训练对低位直肠癌保肛术后患者肠道功能、肛肠动力学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纳入我院2018年4月~2021年9月期间收治的90例行低位直肠癌保肛术患者。按照住院号奇偶数将患者分为对照组(早期排便功能训练,45例)和研究组(对照组基础上结合个体化生物反馈训练,45例)。对比两组肠道功能、肛肠动力学和生活质量、肛门失禁情况及控便满意度。结果:两组干预后排便受饮食影响、便频便急、排便感觉异常评分均下降,但研究组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干预后健康调查量表简表(SF-36)各维度评分均升高,且研究组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的肛门失禁例数少于对照组,控便满意度则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干预后肛管静息压、肛管最大收缩压、直肠最大耐受容量均下降,但研究组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个体化生物反馈训练联合早期排便功能训练可促进低位直肠癌保肛术后患者肠道功能恢复,改善肛肠动力学和生活质量,减少肛门失禁情况发生,控便满意度较好。

苏州市人为源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清单及特征

掌握挥发性有机物(VOCs)排放清单是研究区域大气复合污染和控制策略的基础.本文通过结合国内外学者的源清单研究成果对苏州市人为源VOCs进行系统分类,并根据苏州市相关统计数据和实地调研结果,采用排放因子法建立了苏州市2016年人为源VOCs排放理论值清单.结果表明,2016年苏州市人为源VOCs排放总量约为2.75×10^5t,其中,生物质燃烧源、化石燃料燃烧源、工业过程源、溶剂使用源、移动源、储存源和生活源分别占排放总量的3.9%、4.3%、22.8%、36.7%、24.0%、6.3%和2.0%.纺织印染、电子设备制造、机械设备制造、橡胶塑料制品生产、基础化学原料制造及建筑装饰、轻型客车制造是苏州市人为源VOCs排放的重点行业(产业),排放量均超过1×10^4t.苏州市各县级市及市辖区中,市辖6区及张家港市的总排放量较高,约占总排放量的60%,张家港市和昆山市的平均排放强度较高,均超过了40t·k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