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的意义——君特·格拉斯的小说《铁皮鼓》中的现实与超现实

德国当代著名文学家君特·格拉斯在小说《铁皮鼓》中，通过小说主人公奥斯卡这一怪诞而又真实的艺术形象，以一个侏儒的视角，向人们叙述了一个神奇的故事。小说的很多情节是荒诞的，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然而它又对德国现代不同的历史环境中的现实生活作了真实、细致的描写。作者把那个时代的现实生活与他极为丰富的想像力相结合，通过荒诞这种特有的艺术手法，创造了“现实”与“超现实”的艺术对接。

复活的历史——试论君特·格拉斯的最新力作《蟹行》

德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于2002年2月推出了新力作《蟹行》。小说以二战时德国巨型海轮"古斯特诺夫号"被击沉为中心,以生动的艺术形象,把一幅幅历史画面与当今德国社会的现实生活交替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以超然度外、客观冷静的笔调,对死亡和悲惨进行了展示式的描写,而把道德和伦理的评判让度给了读者。《蟹行》所具有的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深刻的历史意蕴,已经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

卫礼贤德译本《道德经》诗性美感的再现

卫礼贤1911年翻译出版的德语《道德经》是西方世界百余年来最为知名的译本之一。译本在德语的语境中再现了原文的诗性美感。译者把原文的节奏韵律转化为德语诗歌的节律和音韵,从而赋予了译文新的韵律美感。《道德经》的迻译,也是数目众多的诗性词语转化的过程。"玄牝"转换为德语的"永恒女性",这一迻译提供了一个诗性词语在德语的语境中呈现新的语言美感的典型范例。

侨易主体的三重空间与侨易的本质

无论是侨易行动还是侨易条件,都是在侨易主体的三重空间中产生、完成,其结果也必然在这三重空间中得以表现。因"侨"至"易"的行动,就是侨易主体通过三维空间的位移,而产生了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的变迁。侨易行动的本身也是三重空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侨易主体三重空间的变迁以及对变迁的阐释,都具有时间的一维性,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侨易主体此在的自由本质和与之相联系的选择,建构了超越侨易个别性和差异性的形而上的共同性。通过侨易,主体确立了自身此在的本质,证明了自身的存在。

论《红楼梦》库恩译本的归化翻译策略

《红楼梦》的文化负载词汇清晰地表现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面对中德语言文化的巨大差异,译者库恩以寻找中、德语中共有义素的词汇为着眼点,灵活运用以达意为主旨的归化翻译策略,使无中国文化前见的德语读者得以理解小说的深刻含义。中、德文化间的差异性,注定要产生翻译过程中的张力。正是这种张力,为译者库恩对《红楼梦》进行中、德语间的文字转换,寻找最适宜的表达语符和创造新的文学魅力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也使译本获得了独立的文本价值。

“侨易学”视域下“道”的别样话语再现--论“道”之德语迻译中的本体论含义变迁

《道德经》的核心概念"道"在迻译为德语的过程中呈现了一种"侨易"现象。"道"的本体论含义在不同时期的德语语境中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道"的德译,成为一种由于语义符号物质层面上的"位移"而导致精神内涵变异的过程。这种因"侨"而致的"易"具有双重含义,既体现了"道"在德语语境中的变迁,也表现了"道"由神学本体论转为哲学本体论这一变迁所体现的德国思想历史的变化。

18世纪德法两国作家—读者二元体系的比较

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德法两国作家—读者二元体系的内在变化,体现了市民阶层社会地位的提升以及要求政治自由和社会平等的愿望,但同时也折射出两国市民阶层所处历史环境的差异。作家—读者二元体系客观反映了18世纪德法两国市民阶层历史发展的同一性与差异性。

18世纪德、法作家—读者二元体系与两国历史环境比较

18世纪前德法两国作家—读者二元体系因其构成要素,使文学成为一种建立在意识形态和审美情趣高度一致基础上的"辨认仪式"。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这一二元体系的构成要素的变化,使作家产生了独立意识和社会批判意识,这也使文学具有了批判性,表达了资产阶级因社会地位的提升,进而要求政治自由和社会平等的政治诉求。作者—读者二元体系也折射出18世纪德法两国资产阶级所处的历史环境的同一性与差异性。

郭译《浮士德》中中国古典诗体的运用

郭沫若《浮士德》译本有大量中国古典诗体的诗句。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通过对原诗剧的外在韵律的疏离,赋予与原文相异,却符合中国诗学传统的节奏和韵律,使译文在中文的语境中产生了新的乐感律动,从而赋予了译文新的审美价值。《浮士德》译文在形式和韵律上对外在律的注重与同期郭沫若诗歌创作时对内在律的强调所形成的背反,根源于"五四"时期其艺术创作的自身精神特征。

论《红楼梦》德译本中国宗教词汇意蕴的再现——以“空门”“神仙”和“识通灵”的德译为例

宗教信仰自明而不可追问的特性，使其很难兼容于纯粹的逻辑分析。这一特性也使宗教和以感性形象为载体的文学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一再清晰地表现了宗教信仰和宗教精神是文学表现的一个重要精神维度这一命题的真实性。

“北辰”和“天”的意象重构

鉴于"北辰"和"天"的意象关联在德语语境中的缺省和20世纪初德语读者对中国文化前见的缺乏,卫礼贤在翻译《论语》时,用诠释性的替换翻译,寻求这两个汉语语义符号在德语的语境中产生新的意象关联,在尽量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使无中国文化前见的德语读者根据自己的文化习惯理解原文中"北辰"和"天"的意蕴,和而不同,译释并举。通过诠释性翻译,使"北辰"和"天"的意象关联在德语语境中得以重现,从而完成了汉语符号的"所指"与"能指"在德语的语境中产生转移,同时也保留了译文的异质文化的显著特征。卫礼贤对《论语》的迻译,体现了在创造与忠实、归化与异化间达到平衡的努力。

中国与东德对苏政策的比较

中国共产党与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在执政之初,内外环境决定了两党加入以苏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相同方针。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与东德因对苏关系的不同而走上了不同的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社会主义制度在东德和中国的不同结局,与中德两国共产党执政者的对苏政策有直接关系。

特拉克尔诗作的颜色美学

在奥地利诗人特拉克尔的诗作中,颜色形容词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为了表达当时语境下的特殊感受,诗人赋予了它们超越传统意义之外的含义:红色、黑色和金色被分别隐喻为罪感、死亡和复归。这些颜色词奠定了诗人美学思想的基调,从而实现了一种质的超越。

试论君特·格拉斯的小说《铁皮鼓》中的荒诞与真实

德国著名文学家君特·格拉斯在小说《铁皮鼓》中以怪诞的艺术形象 ,超然的笔调 ,带有距离感的叙事角度 ,对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中叶德国社会光怪陆离的众生相和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作了真实 ,细致的描写。通过小说主人公奥斯卡这一艺术形象 。

君特·格拉斯笔下的荒诞与真实 《铁皮鼓》导读

1959年小说《铁皮鼓》出版,立刻引起巨大反响,各种语言的译本相继问世。在1980年被改编为电影后,《铁皮鼓》作为德国战后最著名的文学作品之一而驰名于全世界。《铁皮鼓》讲述了一个奇特的人。故事发生在但泽市,时间跨度从1889年到1954年的六十五年间,以威廉帝国、一战、魏玛共和国、希特勒上台、二战及二战后德国的小市民生活为时代背景,向读者展现了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卷。

论欧洲一体化面临的挑战

进入 2 1世纪 ,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国家主权的让渡与民族利益之间的协调、各成员国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改变、高失业率、集体防务和安全政策、各成员国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东扩带来的民族矛盾和移民等一系列问题能否解决 ,是欧盟能否继续发展的关键。

论《红楼梦》德译本“好了歌”中“神仙”一词的翻译

汉语和德语的语言系统独特的表达方式,使《红楼梦》的德语读者的接受渠道与汉语读者对文本信息的接受渠道大相径庭,这也就决定了《红楼梦》翻译的难度。《红楼梦》中的"神仙"作为一种文化负载词汇的话语符号,其"所指"指涉,无法激活无中国文化预设的德语读者的想象空位。《红楼梦》德译者通过用神性的"不死"一词,恰当处理西方神性与东方神性之间的关联性,从而激活德语读者记忆中的有关图式并获得与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有关"神仙"的相应的意境,实现了《红楼梦》原语语篇和德语语篇的连贯。

论《红楼梦》德文全译本“好了歌注”的翻译策略

汉语和德语这两大语言系统的巨大差异性和各自独特的表达方式,必然使《红楼梦》的德语读者的接收渠道与汉语读者对文本信息的接收渠道大相径庭,这也就决定了"好了歌注"以及整部《红楼梦》翻译的难度。"好了歌注"中的文化负载词汇的话语符号"所指"指涉的含义,无法激活无中国文化预设的德语读者的想象空位。《红楼梦》德译者根据自己的翻译思想和策略,通过用尽量忠实于原文字面含义的翻译方法来处理文中的文化负载词汇。这种策略实现了在"好了歌"原语语篇和德语语篇得以连贯的前提下对原文的最大限度的忠实性翻译,但存在着无法激活德语读者记忆中的有关图式并获得与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相应意境方面的风险。

儒家典籍“四书”在德国的译介与研究综述

在启蒙运动时期,德国的思想家开始论述中国和儒家文化。尽管当时的知识来源十分有限,但他们的有关论述仍然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特征。但用德语系统译介和分析《四书》和其他儒家典籍,则发轫于卫礼贤。卫礼贤对儒家典籍的译介可谓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的重新定位,德国对《四书》和其他儒家典籍的译介、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也为儒学的译介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

东方女神的再生——析郭沫若对歌德“永恒之女性”的艺术嫁接与超越

通过将歌德《浮士德》中'永恒之女性'的艺术形象与中国传统女神形象相嫁接,郭沫若在《女神之再生》的诗篇中创造了新的东方女神形象,并通过符合现代审美情趣、再生的东方女神的艺术形象,完成了对中国传统女神形象的超越,同时也超越了歌德'永恒之女性'的精神内涵。这一艺术嫁接的出发点和双重意义上的超越,本质上都基于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强烈的反封建意识和对新的审美观的渴求。自身深厚的中国文化造诣,对西方文化的深刻理解,以及因时代需要而形成的'文化过滤',是郭沫若对歌德'永恒之女性'进行艺术嫁接并获得成功的奥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