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水平及演变测度

本文基于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6+1”战略构想,从7个维度选取33个指标构建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了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以及四大地区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水平并进行了相关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上呈增长态势,但区域差异显著,呈现“东—中—西”依次递减的格局;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产生的主要来源,东部地区对区域内差异的贡献率最大;空间分布上呈现非均衡性和渐进演化趋势,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本文揭示了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演变特征,为进一步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提供了参考。

农民工务工收入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上海市993份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

基于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2018年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的993份样本数据,研究了上海市农民工务工收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职业资格证书拥有情况以及工作经验对农民工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拥有党员身份的农民工比未拥有党员身份的农民工收入高;男性农民工的务工收入要显著高于女性;有配偶农民工的收入要显著高于没有配偶的农民工;农民工的年龄与收入呈"∩"曲线变化。基于结论,认为应该做到以下三点:第一,应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第二,应加强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第三,要消除企业制度和社会观念中对农民工性别的歧视。

经济开放度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本文选取陕西省1991—2014年的统计数据,对陕西经济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将贸易开放度、外资开放度和国际旅游开放度作为经济开放度综合指标体系的测度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赋予不同指标不同的权重,得到比较科学合理的经济开放度值,然后将经济开放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因素,同时联合其他经济增长因素,发现陕西经济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正的滞后性。

行业协会促进了小微企业创新吗

本文基于2015年中国小微企业调查数据和2010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研究了行业协会对小微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行业协会能够显著促进小微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讨论后,结果依旧稳健;行业协会通过资金支持、市场支持、政府支持以及技术支持来促进小微企业创新,其中市场支持、资金支持、政府支持和技术支持对小微企业创新的边际影响依次递减;体制外行业协会对小微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体制内行业协会。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促进小微企业创新作用的政策建议。

长三角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水平的测度研究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基础,也是长三角地区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的核心要求。然而,目前鲜见关于长三角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研究。为此,基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结构、特征和支撑三大维度,构建了长三角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值法测度了长三角27个城市2013—2022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水平。基于测算结果,首先分析了长三角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水平的时空特征,然后使用Dagum基尼系数揭示了长三角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其来源,并使用QAP分析方法识别了差异的成因。研究发现:第一,在样本考察期内,长三角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总体建设水平虽不高,但呈稳步上升态势,其中,产业支撑体系增长幅度最大,然后依次为产业特征体系和产业结构体系。第二,样本考察期内,长三角各区域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水平均在不断提高,但存在明显的空间非均衡性,形成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的格局。第三,总体差异不断增大,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安徽和江苏对区域内差异的贡献率较大。第四,产业集群优势差异是长三角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水平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他影响因素按影响强度从高到底依次为产业高端化差异、科技创新差异、人力资源差异、现代金融差异、企业竞争力差异和产业链现代化差异。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充分激活各类要素,加快推进产业体系现代化进程;明确建设短板和区位特征,制定差异化发展战略;加强区域协同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差异。

购买社会保险能提高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吗？——基于上海市2942个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实证分析

本研究采用2016~2018年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的2942份农民工样本数据,利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社会保险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购买社会保险可以显著提高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且购买的社会保险种类越多,其主观幸福感越高。购买社会保险的农民工比未购买社会保险的农民工主观幸福感高21.70%,每多购买一种社会保险,其主观幸福感提高6.10%。五种类型的社会保险均能显著提高参保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其中购买医疗保险带来的边际效应最高,其次为养老保险,最低的是工伤保险。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分样本分析,发现原模型的回归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群体主观幸福感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