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谦的翻译思想及其现代阐释

作为我国古代伟大的佛经翻译家,支谦在佛经翻译活动中所展现出来的"求信"、"求雅"的翻译理念究其本质就是清末学者严复所归纳出来的"信达雅"翻译观。支谦的翻译思想是中国本土翻译理论之起源,它植根于中华文化之沃土,成长于佛典翻译活动,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和民族个性。挖掘支谦的翻译思想,并以现代视域加以阐释,旨在将之纳入当代中国翻译理论的话语体系,古为今用;同时也修正我国译界某些学人对其片面的解读,更正其滥用西方翻译话语理论予以随意裁剪之行为。

重识“格义”

"格义"是佛经初入中土之时的传译法,其范围涵盖了讲经、释经、译经、注经及不同学派之间的互释。"格义"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认知特点,更有其必然性和正负效应,因此有必要从这些方面去重识"格义"。如此阐释无疑有助于我们正确了解它在建构翻译学科理论体系中的作用,认识它对于今日中国文化走出去所产生的启示作用。

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重识《法句经序》的翻译诗学观

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翻译史论和译论文献,《法句经序》实乃中华译论之发轫,故钱钟书视其为严复所倡"信达雅"三难之本源。然而后来学者解读该序言时因断章取义而出现了一些误读现象,因此有必要重识该序言,旨在正本清源,挖掘其传统中华翻译诗学精神,向西方译界展示中华传统译论之魂,为中西译论平等对话提供理论资源。本文从新历史主义观出发,通过逐句分析,认为该序言既阐明了有关《法句经》翻译的五个问题,证实了钱钟书先生之论断,同时也表明了支谦"求信"、"求雅"的翻译诗学观,揭示了翻译诗学与本土诗学之间的密切关系。

汉语习语临时变体的理据研究

语言临时变异是基于其原型而产生的一种新颖言语表达形式,常出现于日常言语交际中,且多与习惯用语相关。现代汉语习语就常常出现这种新颖别致的临时变体。它们基于其原型而生成,因此与其原型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理据。汉语习语产生临时变体的理据大体可分为三种:语义理据、语法理据和语音理据。这三种理据常常独立发挥作用,有时也集体发挥作用。三者的运用又必须依赖于一定的词汇和语法手段,这些手段概括起来主要有:换词、增词、减词、重组、肢解等。

评中译本《女勇士》中四字词组的应用

汉语四字词组简洁明快、生动活泼,在英语文学汉译中恰当使用能有效提升译文的文学艺术品味。中译本《女勇士》根据原作The Woman Warrior中的言语表述实际情况恰当地使用了四字词组。这种翻译手法符合接受美学提倡的"期待视野"观点,富有文学艺术特色,十分值得称道,因为这种译法的选择既注意到不违背原作思想内容和文体风格,又适应译文接受者的需要。不过,该中译本的个别地方也存在滥用四字词组之嫌。

从文体学看《女勇士》的主题思想

为了争取族裔及性别的平等地位,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文学作品《女勇士》喊出了世间最强音。这一主题思想的成功表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作品的语言风格。这种风格既体现在宏观层面,也体现在微观层面。分析和体味这一语言风格对我们理解该作品的主题思想是十分有益的。

论我国古代佛典译道的知识谱系

我国近千年的佛典翻译活动孕育了自己的佛典译道。该译道散隐于历史文献中,历经漫长的佛典翻译活动之洗练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知识谱系。以"译道"之视角来看,该谱系由译文论、原文论、译者论和方法论四论构成。对它们的爬梳和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重识古代佛典翻译思想,而且也有利于我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翻译文化。

从《女勇士》看美国华裔作家作品的回译

回译美国华裔作家作品中富含的中华文化元素既要遵循忠实原则,又要采用恰当的翻译方法。这些翻译方法主要有直译、补偿、归化和音译这四种。它们适用于原作中的中国典故、中国称谓和年节名称、中国宗族文化词语、中国礼仪文化词语、中国民俗文化和中国习语。考察中译本《女勇士》足可见一斑。

翻译与跨文化交流

第5届海峡“两岸四地”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研讨会暨第4届国际生态翻译研讨会于2013年9月21~24日在丹桂飘香的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校园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有两个，其一为“翻译与跨文化交流：共生与互动”；

佛经翻译中“文质之争”的中国诗学阐释

历史上佛经翻译活动中出现的"文质之争"就表象而言,是关于如何译经的方法论之争,但从实质来看却是中国古代诗学延伸至佛经翻译领域的表现,故其具有鲜明的中国古代诗学之特点,蕴含深邃的中国文学之道和伦理思想。阐释这两个特点有助于我们完整解读"文质之争"这一存在背后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