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邻近性与城-城流动人口的流入地选择——基于嵌套Logit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嵌套Logit模型分析了地理、制度、信息和知识等多维邻近性对城-城流动人口流入地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城流动人口倾向于流入与户籍地地理相邻、制度相似、信息联系密切以及与自身知识水平相匹配的城市,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向工资水平高、就业机会多和公共服务水平好的大城市集聚的趋势;不同维度的邻近性之间存在替代效应,省内流动能够降低距离对流入地选择的负面影响;多维邻近性的影响强度存在群体差异,女性对知识邻近性更加敏感;新生代流动人口对正式制度和信息邻近的城市有更强的偏好,但受知识邻近性的影响较弱;高学历群体更能远距离、跨省迁移并受到城市间互联网信息联系更强的影响;而有过流动经历的劳动力再流动时更能克服地理、文化和知识距离的限制。

村庄环境、非农就业与农地流转——基于全国百村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农地流转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但农地流转对村庄环境和非农就业的影响仍缺乏精细化考察。基于2014—2015年我国13个省份的调查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方法,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村庄环境对农地流转具有多重影响。经济发达的村庄不仅农地流转更活跃,且更容易吸引外来农业投资;制度化的确权颁证能够促进农地流转,现实中的土地频繁调整虽会抑制农地转入,却促进了农地转出。(2)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影响的路径和强度因就业特征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自雇型和远距离外出务工的效应强于受雇型和就地就近非农化;外出务工者对老家的汇款显著促进了农地转出,但对农地转入并无积极作用。

县域村镇服务业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以新泰市为例

识别县域村镇服务业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对于促进服务业布局优化和水平提升,进而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山东省新泰市为例,基于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和村居问卷调查数据,刻画了村镇服务业的等级结构和空间格局,并进一步探究了村镇服务业规模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泰市服务业分布的非均衡特征表现在等级和空间两个维度,在等级结构上表现为规模等级越高村居数量越少的金字塔形式,在空间格局上呈现出“一核—两带—多点”的集聚特征。人口规模、工业发展水平等市场需求因素及行政等级和宗族网络等制度文化因素在村镇服务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交通区位条件的影响则相对有限。文章最后提出了推进城乡服务业空间布局优化、保障乡村居民基本商业服务需求的政策建议。

2000—2020年中国人口分布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

基于第五、六、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本文分析了2000—2020年中国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集散态势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人口分布依然保持东密西疏的基本格局,胡焕庸线两侧的自然地理环境差异性决定了这一格局的长期稳定性;人口空间集中化趋势在21世纪初的10年内主要发生在东南半壁,但在2010—2020年间成为各区域的共同特征。省会城市的人口集聚能力持续增强,2010—2020年的优势更加凸显,但这种行政力量主导的首位度提升效应将随着全省发展阶段的演进而逐渐弱化。人口变动的区域分化明显:沿海城市群的空间连绵化逐渐形成了强吸引力、高承载力的沿海人口增长带,东北地区几乎转向全面的人口收缩,中部各省依托省会展开的人口竞争依然激烈,川渝黔地区普遍实现了人口的止降回增,西北地区则面临人口收缩风险。此外,区域人口增长的驱动因素逐渐从经济要素主导转为经济要素和舒适性要素并重,各地区舒适性的差异可能将成为影响未来人口空间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

基于城乡人口变动视角的中国城镇化地域类型时空演变

城镇化是城镇和乡村人口变动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从城乡人口变动的视角提出了城镇化地域类型的划分方法,基于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考察了中国城镇化地域类型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的城镇化于1990年后进入快速阶段且当前仍在加速,但城镇化的实现路径存在较强的时空动态性:(1)随着人口自然增长减缓和乡城迁移扩张,全国城镇化地域类型由城乡扩张型转变为城镇吸引型,乡村人口减少对城镇化的贡献持续增强;(2)城镇吸引型是各地最主要的城镇化地域类型,但2010年以来大量地区因乡村人口加速外流而转变为乡村流失型,城乡扩张型地域的空间范围大幅收缩至西藏、上海等地,而城乡收缩型地域在东北地区的非省会城市大范围扩张;(3)经济性因素仍是当前中国城镇化的核心驱动因素,经济增长带动乡村人口外迁,工业化长期有利于城乡协调共进,而公共服务等社会性因素的作用仍然有限;(4)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政策效应还有待发掘,西部城市群、中小城市的吸引力以及乡村地区的人口发展等问题仍需更多的研究关注。本文最后对中国城镇化的趋势性、动力机制和未来研究重点展开了讨论。

邻近性对人口再流动目的地选择的影响

中国人口流动进入总量稳定下的空间调整新阶段,存量流动人口的再流动成为塑造人口和城镇化格局的主体因素。本文从户籍地和前期流入地两个基点出发,综合考虑地理、制度、信息、社会、认知等维度,构建了双重多维邻近性影响人口再流动目的地选择的理论框架,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嵌套Logit模型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双重多维邻近性对人口再流动的空间选择具有显著而稳健的影响。人口再流动时,会选择与自身知识水平更匹配、与户籍地和前期流入地都更近、信息联系都更强的城市,但社会联系仍主要依靠老家。流动人口具有回到户籍所在省(区、市)的主观意愿,但省内城市普遍机会不多、环境欠佳,缺乏吸引力。相对而言,女性对同乡网络的依赖高于男性;新生代流动人口在很多方面继承了老一代的特点,甚至比后者更依赖老家的信息和社会联系;高学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深度社会融入使其能够利用本地化社会资本,再流动的空间选择也与流入地居民更为类似。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住房质量的空间分异与影响因素

基于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本文以房屋面积、设施条件、建筑年代和社区类型来衡量流动人口住房质量,运用空间统计工具探讨了中国310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流动人口住房质量的空间分异特征,进而通过空间计量模型考察流动人口住房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流动人口住房整体水平虽不及本地居民,但差距并不悬殊;(2)流动人口住房质量的空间差异明显,中部地区流动人口住房质量最高,东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在住房质量4个方面各有劣势;(3)按照行政等级和规模等级划分,中等城市流动人口住房质量最好,超大城市住房质量最差;(4)流动人口住房质量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但各指标高、低值集聚区的分布格局存在一定差异;(5)流动人口个体(内部特征)和流入地(外部特征)因素对流动人口住房质量具有显著影响,分别作用于不同的方面;(6)中小城市和大城市流动人口住房质量的决定因素及作用强度不尽相同。

城市和区域多中心研究进展

在城镇快速扩张和交通通信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许多城市和区域呈现出多中心的趋势;在城市和区域规划实践中,多中心也成为广泛应用的空间政策工具。论文回顾了国内外城市和区域多中心的研究进展,首先从研究尺度和中心重要性的界定出发,辨析了城市内和城市间、形态和功能多中心的内涵;而后分别从新中心的产生和既有中心一体化的角度解析了城市和区域多中心的形成和演化机制;进而总结了实证研究中多中心的识别和测量方法、城市和区域空间结构单中心化与多中心化的分异以及多中心绩效评估等领域的进展与不足。文章最后提出了多中心研究的拓展方向:明晰多中心概念并进行合理测度、比较空间结构演化的分异并剖析内在机制、对多中心的绩效进行多维度系统评估。

迁移者的居留、返乡与再迁移决策——基于事件史的分析

作为一个多阶段的空间行为决策过程,人口迁移是城镇化和区域发展研究的核心议题;但现有研究普遍存在重意愿轻行为、重状态轻过程以及较少关注再迁移行为等不足。本文构建了迁移者居留、返乡和再迁移三元选择行为的分析框架,并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采用事件史分析法开展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迁移者普遍会经历三年左右的不稳定期,而后进入稳定居留状态。迁移者的居留、返乡与再迁移行为存在空间分异:省际迁移者较省内迁移者更倾向于再迁移;迁入地规模等级越高,迁移者居留的比例越低。重要生命事件会显著影响人们的迁移行为:婚姻会让迁移者更偏好在特定迁入地稳定居留;毕业就职是人们重新选择居住地的重要时机,而失业这一负面冲击则很可能促使迁移者返回家乡。迁入地经济增长放缓、迁出地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两地间文化环境差异较大等因素都会导致更多迁移者选择返乡;但区域发展和地域联系对高学历、低学历迁移者和省际、省内迁移者的影响存在明显异质性。研究结果证实了在人口迁移决策研究中关注实际迁移行为、引入动态过程视角并统筹考虑居留返乡和再迁移三元选择的重要意义。

中国县级人口变动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新探索

基于第五、六、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县级数据,考察2000年以来中国人口变动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近10年中国人口增速放缓,约六成县级单元人口减少;人口分布非均衡性加剧,新增人口更加集中于少数地区;人口增速的东西差异持续,南北差异凸显;中心城市和县域人口增减趋势加速分化。人口变动驱动力具有明显的时间变动性和空间异质性:自然地理因素对人口变动的限制性减弱;人口变动逐渐由受劳动力市场因素单一驱动向受劳动力市场因素和公共服务因素共同驱动转变,且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表现更为明显;人口向省、地级行政中心集聚的趋势日益强化和普遍化,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人口变动的规律和机制,可为引导人口有序布局、促进人口均衡分布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