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 借鉴 创新——中国法治路径的再思考

中国法律走过了数千年历程,法治经历了逾百年风雨。究竟中国法治的现实路径何在?这是我们必须进一步清楚认知的问题。在当今时代,在许多人那里,它也许只是一个常识,而在有的人那里也许还是尚未解决的重大难题。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而又面临种种困难的当下,全社会更需要对其有一个重新认识、深刻把握和不懈坚守。

人权法学作为独立学科在中国的肇始——以西南政法大学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人权研究为对象的考察

人权法学在中国的肇始,首先是从法理学和宪法学中延伸发展起来的。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老一辈法学家就已经开始了对人权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西南政法大学法理学科的学者们,从法学视角对人权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集中研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人权研究现象。黎国智、卢云、王明三等法理学家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功底和宪法学素养的基础,带领一批年轻学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立足法理学科,以人民权利、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法理学研究等为进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权法学理论研究格局,还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权法学学者。西南政法大学人权法学研究的学术历程,具有历史、学术与现实的三重意义,在人权法学肇始阶段的贡献理当成为不可或缺且十分珍贵的学术记忆。

论法政治学的创立

法政治学在中国的创立具有现实和学理的双重依据,是历史发展的时代要求。创立法政治学学科的根据,在于法律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尤其是二者之间的交叉重叠关系。这种关系为法政治学的创立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本文拟对这一关系予以法政治学视角的初步研究,并进而论证法政治学的学科定位,历史发展和学科意义,以期为中国法政治学的创立,提供最基本的理论解说。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解读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主题。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有力保障。法治体现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方面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杠杆。要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就必须实现国家治理理念、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方式的法治化。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因为法治是国家的法律之治、现代之治、有效之治、稳定之治、长久之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各个方面入手,深入开展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

论法治的整体性

法治的整体性是法治发展和法治研究中都必须关注而又被有所忽略的重要问题。尤其在具体法治的理论被提出以后 ,强调法治的整体性或整体法治 ,对于完善法治理论与全面进行法治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法治具有内在结构、对外联系和发展过程上的整体性质 ,强调法治整体性的重要目的在于实现法治的整体优化 ,全面推进和建立法治。

论法治国家

法与国家关系一元论既可能有利法治 ,也可能导致法治根本就无法建立。法与国家二元论下的国家优先论 ,可能使法成为国家的附庸而否定法本身。它在使法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和对国家的约束力的同时 ,也使法治失去了基本的立足点。在法与国家的产生上 ,二者在互动渐变中发展形成 ,没有先后之分 ;在法与国家的并存中 ,二者有着地位的差异。基于法与国家本身的特性 ,基于保障人民权利的价值期求 ,基于实现法治国家的理想目标 ,法律应当优先于国家。就法治国家来说 ,我们要建设的是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国家 ,而非形式意义上的法治国家。我们不能将法治国家与法治相等同 ,更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 ,相反 ,我们应当把法治的内容纳入法治国家的含义之中。法治国家与人治国家、专制国家、警察国家等非法治国家相对立 ,与宪政国家相联系。西方法治发展已经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中国关于法治国家口号的提出也有百年的历史 ,现在重提并郑重确认它为我国社会发展的目标 ,必然具有重大的意义。我国法治将经由法治国家进而向法治社会的纵深发展。

西部大开发与法治建设

西部大开发离不开法治准备和法治辅佐，并以法治发展为目标。对于法治的忽视，必将导致严重错误，甚至 将会付出意想不到的沉重代价。本文对西部大开发与法治建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可以从政治方向、重要地位、工作布局、重点任务、重要保障等方面来把握。其中,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阐释的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政治方向;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阐释的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地位;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阐释的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工作布局;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阐释的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阐释的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保障。

法的价值的诠释

法的价值是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中至为重要的问题,它关乎法学理论的基本立场和法律实践的目标确定,因而也会影响整个法学和法治的发展。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在价值层次上的高低直接制约着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的层次;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上的许多重大差异与分歧,往往都是由法的价值观分歧所导致。认识法的价值是法学理论提升自己认知层次的必须,也是法律实践提升自己精神意义的必须。对于法的价值研究,中国已经起步,但是法的价值理论建构尚未形成,法学理论的价值底蕴并不深厚,法的实践总是在狭隘的技术层面徘徊,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中国法治的发展。为此,我们邀请了国内对法的价值颇有研究的法学理论专家,对法的价值问题进行一次相对集中的讨论,以期能引起法学界和法律界的关注,通过法的价值研究最终来推进中国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的发展。

中国“普法”二十年:回顾与前瞻

中国的“普法”事业,从开创至今已经走过了二十年历程。从“一五普法”到“四五普法”,从普及法律常识到普及法律知识,它伴随中国法治建设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改进的地方。“五五普法”将走向何方,为世人所瞩目。如何树立社会主义现代法治理念,将成为新一轮“普法”的重点,中国的“普法”事业从内容、形式到要求,都将发生重大的转变。为此,本刊特约请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西南政法大学、重庆市委党校的几位法学专家,就中国“普法”问题开展一次笔谈,以期引起社会的关注。这次笔谈的要目如下:□中国“普法”二十年:回顾与前瞻□“普法”的重点是帮助各级领导干部树立现代法治观念□从“受体”的立场与视角看“普法”的限度□二十年“普法”

我国行为法学基本问题试解

作者简介：卓泽渊，西南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行为法学会理事。１９６３年生于重庆市，１９８４年获西南政法大学学士学位，１９９０年获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理论硕士学位，１９９３年晋升副教授，１９９５年晋升教授。独立或合作著有《法律价值》、《...

和谐社会与法治社会的双向构建

从法学角度分析,和谐社会有其特定的法理意蕴。在现代和谐社会中,法治既是其首要内容,也是其内在要求;构建和谐社会就是构建法治社会,法治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动态发展均需要法治作为保障。为此,本刊以"和谐社会与法治建设"为题,特组织国内几位法学专家从不同角度进行笔谈,以期能为和谐社会构建这一热点话题提供一个新的观照。

QQ视频审案 司法也时尚?

即使网络庭审是完全可以,完全无障碍,完全应当的,也必须通过修改诉讼法的方式来确立新的庭审方式,然后再加以实施,而绝对不能由法官擅自创设。

党规与国法的基本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党规与国家的法律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我国理论和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其实它们之间应该是相伴随行、相互区别、相得益彰的关系,并应努力到达这样一种理想的关系状态。从相伴随行来看,我们应当看到党规与国法是政党政治中并行的规范性文件;从相互区别来看,我们不可将党规与国法相混同而以党代法;从相得益彰来看,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党规与国法在法治中的应有作用。

社会协调发展与法的价值观转换

从不协调向协调发展的转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法的价值观是社会发展状况的反映,也影响着社会发展。在社会从不协调发展向协调发展的转变过程中,法的价值观也必然会发生相应的转换。从社会协调发展要求法的价值观转换的角度来看,社会发展的静态状况决定着法的价值观状态,动态状况主导着法的价值观变化,协调与否影响着法的价值观转换,从不协调向协调转变是法的价值观转换的重要基础,法的价值观对社会发展具有先导、适应和阻碍三种作用。从社会协调发展提出的转换法的价值观的要求来看,我们需要从偏重秩序向秩序与自由相协调,从偏重稳定向稳定与发展相协调,从偏重效率向效率与公正相协调,从偏重义务向义务与权利相协调,从偏重权力向权力与权利相协调转换。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价值

习近平法治思想具有深刻的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体现出多方面实践价值,是全面依法治国实践的理论指导,是提升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能力的思想先导,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治指南,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法治动力。要坚持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方面和全过程,转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生动实践,努力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