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纪检监察证据标准的统一

在当前的纪检监察证据标准中,违纪审查证据标准与监察调查证据标准存在规范上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不利于落实党中央“纪法贯通”、监督执纪和监察执法一体推进的要求,因此应当实现两种证据标准的统一化。根据当前的纪检监察职能运行机制,违纪审查和监察调查的主体相同,程序上存在递进关系,且违纪证据与监察证据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形式上而非实质内容上,这说明纪检监察证据标准的统一有充分的现实依据。实现证据标准的统一,具体要统一纪检监察证据的形式、完善纪检监察取证规范、统一纪检监察证明标准、完善非法监察证据排除规则体系。

案卷笔录中心主义“治愈”论——以刑事证据规则的完善和正确适用为切入

自国民政府时期至今,中国的刑事诉讼已经形成了一种"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庭审模式,这种"流水线作业"的模式是造成现在中国刑事庭审形式化的主要原因。因此近期提出的"以审判为中心"的新一轮司法改革,若不能突破"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阻滞,将注定流产。探索治愈"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应当以现有司法体制以及运行机制的完善为基础,刑事证据规则由于其"应用"和"排除"的特征为纠正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庭审模式带来新的契机。因此完善和正确适用中国现有的刑事证据规则至关重要,具体要完善证据形式规则、证据可采性规则以及"疑罪从无"规则。

刑事二审指定管辖问题研究——以吉林省辽源市中院“整体回避案”为切入

由近期发生的吉林省辽源市中院"整体回避案"衍生出的刑事二审指定管辖的实践创举受到了刑事诉讼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关注,由此产生了对立的理论观点。参照日本刑事诉讼的管辖制度,并结合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和我国现实因素,对刑事二审指定管辖的实践操作应当予以肯定,且应以此案为契机,确立刑事二审指定管辖规则。具体而言,必须明确《刑事诉讼法》中的指定管辖制度适用于二审审级,且要明确启动刑事二审指定管辖的具体情形。最后,二审指定管辖的程序应该当事人化。

论日本“精密司法”及其对中国刑事诉讼改革的启示

"精密司法"是日本学者松尾浩也教授首创的用于描述日本刑事诉讼特色的概念,其内涵是基于追求实质真实的目的,检察官与警察以彻底的侦查为核心,并以充足的证据为基础进行起诉,法院竭力调查案件细微的真相,最后获取犯罪嫌疑人有罪的结果。"精密司法"现象暴露出了日本过于纠问化的侦查、过于严格化的起诉以及过于依赖案卷笔录的审判等问题。中国刑事诉讼中的问题与日本非常类似,但是在程度上则更为极端化。日本的"精密司法"现象提醒中国未来的刑事诉讼改革,吸收借鉴当事人制度的精髓可能并不适合中国,应当探索一条更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进路。

论相对独立量刑程序中的证明责任

相对独立量刑程序中的证明对象是"独立型"的量刑情节,而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这种量刑情节的证明出现了证据收集不够全面、酌定量刑证据缺失、量刑建议适用少、片面强调法官的证明职责以及个别重要量刑情节的证明适用法律存在错误等问题。为了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本文提出在坚持控方在相对独立量刑程序中仍要承担证明责任的前提下,应以量刑建议为证明责任的承担方式,并要保障辩方在该程序中的证明权,厘清法官证明职责与"不告不理"原则的界限,完善个别重要量刑情节证明的适用法律问题。

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践曲解与理论校正

在刑事诉讼审查起诉的实践中,由于认识上的误区,多数检察官混淆了非法实物证据与瑕疵证据、违法的过程性证据以及不真实的证据之概念,导致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得不到正确应用。因此有必要从理论角度来调整和校正检察官们的错误认识。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具有多元化的特征,但最核心的是其遏制并纠正违法侦查取证行为的价值。为此,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应当以其为根本出发点对被曲解的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进行校正,具体要进一步厘清非法实物证据的范围、确立"重大违法"的排除标准以及明确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继续效力",从而真正在实践中实现该规则应有之效能。

认罪认罚量刑从宽的正当性证成:实质责任主义理论的引入

当前学术界关于认罪认罚量刑从宽正当性根据问题的研究,可以归纳为基于特殊预防刑理论的法定从宽以及基于契约自由理论的交易从宽,两种理论分别源于实体法领域和程序法领域,在证成量刑从宽正当性问题上:特殊预防难以涵盖量刑从宽的正当性根基,而契约自由亦与量刑从宽的正当性不适配。肇源于德日刑法学界的实质责任主义理论以法秩序的复归为核心,具有扩大量刑情节选择范围的理论机能。利用实质责任主义理论证成量刑从宽的正当性,能够避免陷入悔罪条件的争议,兼容法定从宽以及契约自由的法理,彰显刑事政策,在冲突中开辟了一条圆融的统一正当性理论的道路。

论量刑事实证明的原理

在量刑规范化改革后,学术界开始脱离传统的刑事证明理论,关注量刑事实证明的特殊证明规则构建问题。然而,理论上的探讨却忽视了对量刑事实证明之基本原理的解构。因此,有必要对量刑事实证明活动进行抽象的理论分析,为量刑证明规则的特殊化奠定根基。定罪事实证明与量刑事实证明在证明目的、实体证明对象以及证明模式上均存在差异,量刑事实证明是以实现刑罚为根本目的,以量刑自由裁量权规范化为直接目的,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刑事证明活动。根据刑法理论,量刑事实证明的活动范围应当始于法定刑的选择。量刑事实证明活动应当遵循有别于传统定罪事实证明的特殊原则:责任主义与刑罚个别化相结合原则、适当证明原则、法定证明与自由心证相结合原则、疑义有利于被告原则以及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刑事审前程序“小中心”主义——以审判为中心的侦诉关系探究

在"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原则与诉讼阶段模式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刑事诉讼中侦查与起诉的关系处于相互纠结的状态;而自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两阶段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审判为中心的理念要求侦查、起诉必须面向审判,基于此,出于遵从刑事诉讼规律、履行证明责任、保障人权、促进刑事案件的繁简分流之目的,有必要在刑事审前程序形成以控诉为内核的"小中心"来满足"审判为中心"的需要。在侦诉关系改革的具体操作层面,应当形成以公诉部门直接介入引导侦查、以侦监部门监督侦查行为间接引导侦查的"双引导机制"来实现"小中心"的效能。

阶梯式量刑事实证明标准的提倡

我国刑事诉讼中关于量刑事实的证明标准规则并没有与定罪事实相区别,均为“排除合理怀疑”。这种一元化的证明标准设计为量刑实践活动带来了诸多难题,对此学界倡导为量刑事实的证明设计多元化的证明标准。从程序推进的角度来看,量刑事实证明活动具有递进性的特征。因此,应当提倡在量刑活动中适用阶梯式量刑事实证明标准:在以层次性的识别方式对量刑事实进行合理的解构,依次区分为“法定证明的量刑事实和自由心证的量刑事实”“法定刑事实、责任刑事实和预防刑事实”“有利于被告人的预防刑事实和不利于被告人的预防刑事实”;在识别基础上,按照阶梯顺序依次适用法定证明规则,以及基于自由心证的“排除合理怀疑”“优势证据”以及“明晰可信”的证明标准。

论刑事证据的新定义——以逻辑学为视角

法学是一门极富魅力的学科,这种魅力在于法律概念与法律规则的表述是严谨的逻辑与生动的语词的完美结合体。然而,这种结合体的特性也势必会提高人们对于法律理解的难度,关于证据的定义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证,古今中外的学者们围绕这个问题殚精竭虑,提出种种不同的观点,但迄今为止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12年3月14日,睽达16年的《刑事诉讼法》,这部与公民权利息息相关、与打击犯罪密切相连的国家之大法终于迎来了自1979年创设起的第二次大修改,这在中国的司法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次的刑事诉讼法修改非常全面,其有关证据的法规自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第48条对刑事证据的定义问题,作出了新的阐述,借此契机,笔者运用逻辑理论工具,分析与论证刑事证据新定义逻辑上的正确性,并对新定义背景下的证据属性问题进行辨析,以期对证据法学的繁荣与发展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