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犯罪成本的刑法评价——以法益分析为视角的体系性研究

犯罪成本属于犯罪经济学的基本范畴,通常在犯罪预防和刑事政策语境下被使用,其自身的刑法评价问题很少提及。但该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引发争议,有必要加以梳理和澄清。犯罪成本是否需要刑法评价,这属于超规范判断,判断标准是刑法的目的。犯罪成本如何进行刑法评价,这属于规范分析,分析方法是刑法的解释。犯罪成本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风险成本,直接成本可分为积极成本和消极成本。通过双层递进式探讨,三种消极的直接成本需要刑法评价,应将其作为他罪的危害结果予以另行评价。

论民主立法的媒介异化

民主立法的本质在于立法要体现民意和保障人民利益,但是,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和沉默的螺旋效应,可以主导民意的形成与表达。在媒介的主导下,"假民意"与"坏民意"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立法,在民主立法的制度框架内,没有任何反对力量能阻挡它们的进入。在媒介的主导下,民主立法存在异化的可能。

论刑事政策的公共政策定位

长期以来,刑事政策并不为公共政策领域所接纳。一方面是由于刑事政策的外延过宽或过窄,与公共政策的外延相冲突;另一方面是由于公共政策体系的局限性,现有的建构无法为刑事政策提供存在空间。要明确刑事政策的公共政策定位,必须从上述两方面着手,协调刑事政策与公共政策概念的外延,调整公共政策体系的建构。

人才法制建设的现状分析与对策建议

我国现阶段人才法制建设的关键在于人才立法,而人才立法尚存在立法体系不够健全、立法主体责任不清、立法层次较低、立法质量有待提升、法规修订不够及时等方面的问题。完善人才立法,需加强人才法制建设的理论研究,启动国家层面的人才开发立法,鼓励开展地方人才立法,并及时开展现行法律法规的清理和修订工作。

地标狂热背后的“凤姐心理”

这种心理其实和凤姐是一样的：抛弃一切、费尽心机，只为吸引眼球。最近，重庆推出了今年的1万亿元投资计划，实施323个重点项目。其中格外抢眼的是，在该市南岸区今年拟开工建设新地标——全球最高的摩天双子塔。

万元茶到底卖给谁

中外闻名的西湖龙井，今年隆重推出“万元绝品茶”。到底谁在消费万元茶？茶农和茶商都表示，最顶尖的西湖龙井茶，主要用作礼品打通关卡。房地产老板出手最大方，山西煤老板也是异军突起的一支生力军，还有就是一些包工头。万元茶送给谁？一位买茶的包工头道出了玄机——“送上头的”。

互帮互助 民汉一家亲

近年来,在石河子总场清泉集五连一直有一支有维吾尔族32人、藏族15人在内的民族务工队,在生产生活中,汉族职工把维吾尔族、藏族务工兄弟当作一家人,维吾尔族、藏族兄弟把汉族职工当作自己的亲人。

夹河西村的女强人

2003年以前,农八师石河子总场六连的张美丽家里也很困难。年年承包几十亩土地,小打小闹,粗放经营,种植科技含量低,效益差。

农工叫苦 打工者乐 今年工钱咋恁高

5月10日,农八师石河子总场九连农工聂世虎一脸苦相地告诉笔者:"我承包的60亩地仅这两天就花去我2000多元,加上今年气候不正常造成棉花重播,又增加了劳务工工资的投入,到目前我已花去6000多元的人工费了,比前年一亩地多花80元钱,照这样下去后面的工作还咋干?"聂世虎的担心不是没道理。

十五万，沉甸甸的回报

15万元,对于富豪们来说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对于一名农工靠种养结合年获纯利15万元来说,却是沉甸甸的回报。拥有这份回报的就是农八师石总场一分场九连农工刘占岑。他有10余间住房,住房的左侧有两个足有2500平方米的圈舍,里面养了100多只鸡和70多头肥猪,圈后有300亩土地全是他的承包田。原先这里是一分场小林场,2000年企业改制,他以10万元的价格获得了这里的经营权,这里只有300亩耕地、十几间破旧的房屋和一座支离破碎的畜圈。2001年他便贷款10万元重新修缮了畜圈,又新建一个畜圈,购买了50只羊、3头奶牛。2002年他又购买了10头母猪,经过他的辛勤劳作。2003年庭院收入加上大田收入达20万元,一举还清了贷款和欠款。2004年他出栏肥猪100头、鸡200只、羊150只,加上种植业收入年创产值30万元,成为连队收入最高的人。 2005年开春,他种植了100亩棉花、10亩葡萄、120亩玉米、70亩黄豆,加上养殖业的收入,全年创产值40万元,除去成本,获纯利15万元。

军垦之子颂军垦

“带着多少年心中的等待,目光穿越了时空投向远方……巨龙腾飞,升起新的希望……”就像歌中他写的那样,20载的努力和等待成了现实。新年伊始,他的歌曲作品《奥林匹克实现梦想》《军垦人的故事》在由农八师石河子市宣传部、文体委、广电局、文联等部门共同举办的迎新春歌唱石河子《天富名城》杯新作品音乐会上为他捧回了银奖和优秀奖,他就是石河子总场电视录转台记者孙卫东——一位默默耕耘的业余音乐爱好者。

专职人大代表:少生“官威”,多接“地气”

7月14日，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县调元镇专职人大代表工作室挂牌成立，专职人大代表罗刚模正式上任，成为罗江县第三位专职人大代表。6月24日起，罗江县调元镇、御营镇先后成立了专职人大代表工作室，刘圣会、李国喜分别担任两个镇的专职人大代表。专职人大代表享受正科级待遇，生活补助和调研经费，均将纳入县人大的财政预算体系。

“神医”频现 反向折射社会之病

湖北黄石73岁老中医徐维友，日前因为“天价药”被媒体曝光。一位患膀胱炎的病人，被他看出来淋巴癌等9种病，两个多月开了24．8万的处方，结果到医院检查，体内并无癌细胞。

“小事”和“大事”

6名工人被老板毒打，而当地派出所接到报警后拒绝及时出警。几天后，400余名群众围在深圳光明新区南风派出所门口要求严惩凶手。光明公安分局曾局长亲自来到现场，称一件这么小的事情，由于他们某些工作做得不到位，竟然酿成了如此严重的后果，值得他们反思。

风险刑法理论的批判与反思

风险刑法理论曲解了风险社会理论,尤其是风险范畴的真实含义,混淆了风险社会的风险与传统社会的风险。该理论针对的是传统社会的风险,它对于传统刑法理论的颠覆是无根据的。风险社会的风险具有全球性、未知性、系统性、两面性,在古典工业社会的背景下,它们被合法化为现代化的"潜在副作用",古典工业社会的刑法无法化解风险社会的风险。风险社会的危机属于系统危机,需要系统性地解决,这首先有赖于科学和政治的制度性反思。面对风险社会的危机,刑法既不应无所作为,也不应鲁莽冒进,而应当是反思性的。

风险刑法理论的批判性展开

引言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一书开头说道:"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也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尽管每个时代的人们都在引用狄更斯的名言,宣称这是最坏的时代,现代刑法却始终保持着理性。

共同犯罪中犯罪人自我损失的刑法评价

共同犯罪中犯罪人自己所遭受的人身与财产损失的定性问题争议不息,究其根源,系统研究之阙如或当担责。梳理之后,犯罪人可能遭受的人身与财产损失可分为四类。要明确其定性问题,可从法益分析之视角:由共同犯罪中犯罪人的权益是否属于实然性法益,推导出犯罪人的人身与财产损失是否属于法益损失,再结合是否存在法益侵害行为,推导出该损失是否需要刑法评价,以及如何进行刑法评价,最终以理论上的定纷止争破除实践中的莫衷一是。

情节与方法:量刑公正的核心关系范畴

量刑情节与量刑方法是量刑公正的核心关系范畴,前者是实现量刑公正的载体,后者是实现量刑公正的手段。量刑公正的实现,有赖于二者的相辅相成。因此,量刑公正的研究,必须从关系范畴着眼,孤立地研究量刑情节或量刑方法,都难以取得理论和实践的实质突破。从现状看,量刑情节与量刑方法之间存在诸多冲突,直接阻碍了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深入。要实现量刑公正,必须协调二者的关系,确切而言,是调整量刑情节的设置以适应量刑方法的科学化。

自动驾驶交通事故的法律责任问题研究

自动驾驶技术的人工智能本质,决定了它在客观上能够让驾驶员不断降低自己的注意义务。但现行的法定注意义务标准是根据传统人工驾驶的技术特点和安全需要而制定的,并未适应自动驾驶的技术特点进行调整。因此驾驶员在车辆行驶过程中使用自动驾驶功能,部分乃至全部放弃车辆控制权,违反了现行的法定注意义务标准,构成主观上的过错。对于由此导致的交通事故和损失,机动车所有人和管理人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乃至刑事责任,这是自动驾驶与现行法律责任制度的冲突所在。适应自动驾驶技术特点和发展趋势,必须对道路交通法规及相关民事、行政、刑事责任的认定与归结制度进行合理调整。过渡性的措施是赋予自动驾驶在路测等特定情形下的法规豁免权,降低现行的法定注意义务标准。最终目标是逐步建立面向未来的道路交通事故法律责任制度,为智能交通和智能社会的到来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论公共治理中的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是公共治理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刑事政策并不为公共政策领域所接纳。一方面是由于刑事政策的外延过宽或过窄,与公共政策的外延相冲突;另一方面是由于公共政策体系的局限性,现有的建构无法为刑事政策提供存在空间。要明确刑事政策的公共政策定位,必须从上述两方面着手:协调刑事政策与公共政策概念的外延,调整公共政策体系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