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近国际司法判决看岛屿在海洋划界中的作用

近十几年来国际法院和国际海洋法法庭涉及岛屿海洋划界的五个判决表明,岛屿在领海划界以及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有不同的划界规则。相关司法实践揭示:当岛屿领海与大陆海岸领海发生重叠时,岛屿在划界中通常拥有全效力;在适用等距离/相关情况规则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进行划界时,岛屿可作为相关大陆海岸的一部分而成为临时等距离线的基点;岛屿自身也可以构成相关海岸而成为临时等距离线的基点;岛屿在海洋划界中的作用取决于诸多因素,包括岛屿的面积和重要性、岛屿的位置、相关的海岸地形等等。

从国际人权法看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

本文对有关个人国际法地位的学说进行比较分析,主要从国际人权法的角度对构成国际法主体各个因素进行分析,认为个人通过国际人权公约享有国际上权利,承担国际法的义务和责任,并根据国际人权保护机制拥有一定国际求偿能力,因此应该承认个人在国际法上具备了有限的主体地位。

论人权法上的“少数者”定义及其权利的性质

少数者权利是国际人权法上一个既古老又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大问题。本文在简要回顾少数者保护的历史后,对国际文件中有关少数者定义的各个要素进行论析,并指出少数者权利是一项兼具消极性质和积极性质的权利,它与自决权是两种不同的权利范畴。

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哥案中的领土争端和岛屿划界评析

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案反映了国际法院对领土边界条约解释的严谨态度,并且继续巩固和发展了有效控制规则。该案表明在适用等距离/相关情况法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进行划界时,面积大并拥有大量人口的岛屿应当作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临时中间线的基点。一个岛屿面积越小,离海岸或其他面积较大的岛屿的距离越远,越不可能作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临时中间线的基点。此外,该案还强调不能无视海岸地理情况,随意地对岛屿作飞地处理。

论《海洋法公约》岛屿制度中的岩礁问题

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岩礁属于一种特殊类型的岛屿,但被称为"岩礁条款"的该《公约》第121条第3款,既没有界定岩礁的自然属性,也没有对其社会经济属性的标准即"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予以明确规定。学界和国家实践对何为岩礁有不同的看法,而国际法院至今也未曾对岩礁的定义作出直接的解释。从《公约》的有关历史资料、国家实践、国际司法判例和学者的有关著述各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对岩礁定义的宽泛解释并不可取,判定某一地质形态是属于岛屿还是岩礁,应主要考察其自然条件是否足以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

推进CEPA框架下我国内地与港澳旅游业合作的法律思考

我国内地与香港和澳门签订的《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的顺利实施有力地推动了内地与港澳之间的经贸交流,促进了三地经济的共同繁荣和发展。相比我国入世承诺而言,CEPA及其补充协议为港澳服务业提供了更为优惠的准入条件。然而,在实施CEPA协议过程中,内地与港澳旅游业的合作也非尽如人意,尤其是在内地方面还存在许多方面的问题,譬如,CEPA对旅游业的贡献主要来自旅游者跨境消费行为,真正利用商业存在形式进入另一成员方境内进行商业行为的作用偏少,另外三地的旅游交流和合作仍处较低层次的水平等等。本文试图通过对WTO及CEPA中旅游业开放承诺的分析,探讨内地与港澳旅游业合作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

南海跨界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区域合作研究

根据习惯国际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南海周边国家有义务进行跨界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合作。南海周边国家业已开展跨界海洋环境影响评价相关合作,但有关实践仍然存在不足。南海周边国家可以借鉴波罗的海和地中海海洋保护合作机制的成功经验,完善跨界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合作,相关建议包括:缔结南海海洋环境保护框架性公约,依托该公约合作机制构建跨界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合作制度;通过南海海洋环保框架性公约统一跨界海洋环境影响评价政策,由公约议定书明确跨界环境影响评价的启动条件和评价内容;在南海海洋环保合作机制中设立专业科学机构开展联合环境监测、制定海洋环境标准,为跨界海洋环境影响评价提供技术支撑。

论海上军用无人系统的法律地位

海上军用无人系统的法律地位是一个未有定论的问题。现有的一些主张——“平台决定法律地位说”“军舰说”“船舶说”“军事装置说”,均有其依据及其问题。根据控制平台决定海上军用无人系统的法律地位,不利于沿海国保障其安全和权益,而且适用范围有限。“军舰说”不符合《海洋法公约》对军舰定义的文义解释和缔约国的意图。现阶段,海上无人系统不满足《海洋法公约》第94条对船舶的航行安全和第98条对海难救助的实质性要求,将其作为船舶存在安全隐患。“军事装置说”有利于保护沿海国安全,但可能会遭到海洋军事强国的反对。海洋军事强国和沿海国对无人系统的利益冲突,不仅会影响其对无人系统的定性,还会阻碍相关习惯国际法的形成。

论岛屿对海洋划界不成比例的效果——基于国际司法判决和仲裁裁决的研究

岛屿是影响国家间海洋划界的一个重要因素。国际司法判决和仲裁裁决经常因为岛屿对海洋划界有不成比例的效果而对临时划界线作出重大调整。对相关判决和裁决的研究表明,岛屿对海洋划界是否会产生不成比例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岛屿的位置、待划界海域的性质、岛屿与整体海岸地理的关系以及当事国之间的海岸关系。同时,相关实践仍存在程序不一致和论证不足的问题。国际司法机构和仲裁庭有必要进一步澄清海洋划界中有关岛屿效力的规则,降低岛屿对海洋划界的不确定性。在我国大陆附近成群分布的系列岛屿构成大陆海岸的前沿地形,可作为构建海洋分界线的依据,发挥其扩大我国海域的潜力。

大陆国家在其远洋群岛适用直线基线问题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四部分"群岛国"规定了群岛水域制度,但对大陆国家的远洋群岛能否适用群岛制度却未予明确规定。通过考察分析起草《公约》的准备文件发现,《公约》回避这一问题是受到政治及外交因素的影响,而不是因为缺乏相关的事实和法理基础。实践中,不少大陆国家通过国家立法为其远洋群岛设立直线基线,有些国家的相关立法还得到其他国家承认。近年来,有些大陆国家在以其远洋群岛的直线基线为基础提交的外大陆架界限方案没有受到其他国家的反对。这表明大陆国家在远洋群岛适用直线基线的做法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包容。虽然现阶段还不能得出大陆国家在远洋群岛适用直线基线已经形成了习惯国际法规则的结论,但现有国家实践表明了这一发展趋势。

我国海洋牧场平台法律属性研究

海洋牧场平台是海洋牧场开展渔业养殖和海上休闲旅游活动的多功能平台,是深远海渔业资源开发的重要支点。目前,我国有关法规对海洋牧场平台的法律属性未有明确规定,引发了平台确权颁证、登记管理、融资保险和运营监管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不利于海洋牧场产业的健康发展。实践中,有的地方性法规将海洋牧场平台作为船舶予以管理,有的地方政府为海洋牧场平台颁发渔业船舶证书和国籍证书。海洋牧场平台需要长期占用海域开展作业,与具有航行能力的船舶存在本质差异,将其作为船舶管理有可能引发一系列问题。根据我国国内法、《海洋法公约》和相关技术规范,海洋牧场平台应当属于海上设施或海上构筑物。海洋牧场平台作为海上设施,面临登记制度、安全区制度以及弃置拆除制度缺失等问题,这些问题亟待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予以解决。

人权事务委员会一般性意见的法律意义

负责监督《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人权事务委员会迄今共通过了36项一般性意见,其中的一些解释得到了缔约国的承认和援引,另一些解释则引发了缔约国的批评。一般性意见有助于形成缔约国理解《公约》的共识。一般性意见的某些解释还得到国际法院以及国际法委员会的采纳。一般性意见可引起《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3款所称的嗣后协定和嗣后惯例,也可引发或反映《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2条所称的嗣后实践。一般性意见具有类似《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第1款(卯)项所称之辅助资料的作用。

海岸地貌变化对陆地边界和海洋划界的双重挑战及其应对——2018年“加勒比海与太平洋海洋划界案”评析

2018年"加勒比海与太平洋海洋划界案"反映了海岸地貌变化对陆地边界以及海域划界造成的双重挑战。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的界河——圣胡安河发生改道,两国就陆地边界是否随界河改变产生争议;两国在加勒比海的陆地边界起点——圣胡安河河口海岸因海浪侵蚀持续后退,给海洋划界造成困难。国际法院根据相关边界条约和边界裁决,判决以界河现在的河道为两国边界,并以一海上固定点取代不稳定陆地边界起点作为海洋划界起点,然后以可移动连线作为领海边界的首段。有关案例表明边界条约和边界裁决对于解决界河改道争议的重要性。国际法院通过分离海洋边界起点与陆地边界起点避免不稳定海岸对海洋边界的不利影响。

我国海上风电项目审批法律问题及其应对——以海域使用许可和跨界海洋环境影响评价为中心

发展海上风电已成为我国推动能源转型,促进大气污染防治的重要手段。随着海上风电建设向深海化和大型化发展,海上风电项目审批制度面临新问题:《海域使用管理法》缺乏对专属经济区的使用许可,海上风电场对该海域的使用申请无法可依。海上风电场存在跨界海洋环境影响风险,但我国现行环评法律对跨界环境影响评价监管缺失。为解决这些矛盾,应当对《海域使用管理法》和《环境影响评价法》及其相关法规进行修改完善,加强我国海洋法治建设,促进我国对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