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尊重与制衡之间——试论对行政裁量基准的司法监控

引言 行政裁量作为行政法治的“精髓”，已成为现代法治的核心问题。自国务院颁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国发[2004]10号文件）以来，各级行政机关按照“加强制度建设，严格行政执法”的工作要求，积极制订出台各种裁量基准，以确保行政裁量权行使的“公开、公平、公正”。

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之构建

现代行政法理论在发展，行政权日益在扩张，行政相对人合法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普遍受到侵害的现实状况愈演愈烈，这给行政诉讼制度的创新提供了充分的想象和实践空间。在梳理关于行政公益诉讼理论的源流的基础上，结合公共利益的行政法保护现状，以及已有所行动的立法行为（前期行为，表现为《行政诉讼法（修改建议稿）》的出笼），借鉴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对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进行分析和论证，提出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想，以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及其价值的重视，并期对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有所裨益。

手机短信的证据效力应如何认定?

2001年1月4日，被告陈铭强向原告李皋兰借款50000元，约定的还款日期为2001年3月31日。借款后，被告将其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市桥镇捷进路商住楼1梯401房的房产证抵押在原告李皋兰处作为担保，但未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借款到期后，原告多次通过发短信息等方式向被告追款，被告使用自己的手机向原告进行回复。其中2002年11月27日2时32分，被告回复信息的内容为：“是否可以把证先还我，让我能够贷款做事情，好有钱还你”；

行政诉讼起诉不停止执行原则之反思与重构

为了防止被诉行政行为的执行对行政相对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为民众权利提供全面而有效的司法保护,立法上必须有"暂时性权利保护"制度的设计。行政法上的(不)停止执行原则是行政救济制度中的一项特有原则,属于一种暂时权利保护措施,许多国家和地区在立法中都对此作了规定。我国行政诉讼法确定的是诉讼期间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原则。但从学理研究和司法实践看来,由于该项原则在立法规定上过于简陋,不仅出现立法上的冲突,也在司法实践中遭遇困境,这不得不让我们对这一原则产生质疑。本文从对不停止执行原则的检讨和反思入手,对其理论基石进行评析,在结合域外相关制度考察的基础上,明确"不停止执行"和"停止执行"何为原则取决于立法者的政策考虑和价值选择。本文在对我国行政审判实践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采用了比较分析法,借鉴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提出确立起诉停止执行原则以完善我国行政诉讼暂时性权利保护制度的观点,并就确立此原则的理论依据进行尝试性的探讨,就该原则如何构建作了立法设计,以期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视,并对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有所裨益。

“司法男权化”现象探析与解决之路——以基层法院离婚案庭审为视角

随着中国法制化进程的加快,理性、克制和制度化被摆在日益重要的位置,但也出现了过度强调理性化、程序化和专业化的现象,从而对注重情感表达、在许多时候处于弱势的女性当事人产生不利影响。这在男女两性分列诉讼两造的离婚诉讼中尤为明显,具体体现为"效率优先于公平"、"差异化对待两性诉讼主体"以及"排他性支持男权化主张"等。对于这种司法人员注重理性的思维方式、逻辑严谨的表达方式、条理清晰的推理方式和严格的法律程序,以及忽略、不重视甚至不给予机会让当事人进行带有情感因素的表达、陈述和宣泄的现象,本文称之为"司法男权化"。本文通过对"司法男权化"这一概念进行定义,并以基层法院离婚案庭审为视角,剖析其具体构成性原则,进而从当下中国社会主义司法实践当中的"国家女性主义"传统汲取养分,提出司法实践中的纠偏进路。

在尊重与制衡之间——试论对行政裁量基准的能动司法监控

在依法行政的背景下,伴随着行政裁量治理模式转变,裁量基准作为行政改革的一个重要符号,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行政法治现象和行政自治方式。在现行行政诉讼制度框架中,裁量基准技术的应用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行政权和司法审查权关系,行政裁量基准在司法审查中的地位也成为理论和实务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通过考察司法审查与裁量基准的应然关系以及司法实践对裁量基准的真正态度,我们可以发现,裁量基准既是实质意义上的司法审查规范,同时又是司法审查的对象。裁量基准在司法审查中的双重地位,导源于司法对行政裁量的尊重与制衡这两种法律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对裁量的司法制衡,已成为现代法治的基本标志。但是,伴随着行政裁量治理模式从传统主流的规范主义控权模式到功能主义建构模式的转型,司法制衡的策略不再仅仅是一种严格的法律控制,而应当秉承着一种"司法尊重与严格审查相并存"的司法态度,在保证行政的必要灵活性的同时又能够有效制约可能出现的行政专断问题,从而在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真正形成一种良好的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的权力关系。

公益诉讼中“法庭之友”制度的构建——以程序化的司法参与为视角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权利意识的增强,公众对司法公正和司法民主的企盼日益高涨。与此同时,201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首次在国家立法层面对环境公益诉讼作出明确规定,具有深远的意义,也彰显了我国法治建设在'以人为本'和'权利本位'理念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公益诉讼的运作机制通过相关主体提起诉讼的形式达到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而'法庭之友'制度则是通过法庭之友提交书状的形式就公共利益问题补充信息、提出意见来维护公共利益。程序化的司法参与机制既是深化司法民主化改革的必要举措,也是克服公共舆论的盲目性和非理性的最佳途径,让公众去说服公众比单纯去强调司法权威、强调舆论不得干扰司法来得更为有效。立足于宽容协商精神与现代司法理念,科学审慎地进行制度性变革,在公益诉讼中构建'法庭之友'制度,以稳健的法治精神、坚定的法治原则和庄严的司法公信来回应时代变化,拓宽渠道满足各种利益主体的多层次需求,使民主时代公众中所秉持的正义良知与司法的职业理性形成最大共识,是置身于现代化进程拐点的中国法院不能推卸的责任。

“孝子弑母案”——情与法的纠结

2012年5月30日,备受关注的"四川籍孝子邓明建购买农药帮助母亲安乐死案"(下称"孝子弑母案"),在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开庭宣判。邓明建最终因故意杀人罪获刑三年缓期四年执行。邓明建当庭表示服从判决没有异议。虽然案件终于有了结果,但此引发的关于"安乐死"的讨论、情与法的冲突,却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案件宣判:孝子终于走出庭外2012年5月30日上午9时30分,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内,备受关注的"孝子弑母案"正在庭审中。5位司法监督员被邀至法庭旁听,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媒体聚焦该案。"被告人邓明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被告人你是否上诉?"该案审判长麦雄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