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椒山自有胆”——从杨继盛诫子书说开去

明朝嘉靖32年(公元1553),兵部员外郎杨继盛(椒山)因劾权相严嵩十大罪,下狱,受尽酷刑。一次,杨将挨笞打的时候,有人送给他治伤的药——蚺蛇胆。他拒绝了,说:“椒山自有胆,要蚺蛇胆何用!”被杀前夕,他给儿子应尾、

漫说饮食文化

中国的饮食文化,历史悠久,驰誉天下。近日偶过书店,发现自前学术著作的出版虽不景气。但各色各样的菜谱却印出甚多,可谓琳邢满目。读报,还知道近年已有特级厨师在下苦心钻研《红楼梦》中的馔肴,现已研制出三十七个品种,包括二十二种菜肴,六种汤,五种粥,四种点心。据说这种“红楼馔肴”,不同于北京宫廷菜,也不同于江、宁风味,而是以南味为主,南北兼有的色、香、味、型俱全,精美雅致的“贾府菜”(其实应是“曹府菜”)。

缪荃荪与《影元人写京本通俗小说》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及“宋之话本”,说:“宋都汴,民物康阜,游乐之事甚多,市井间有杂使艺,其中有‘说话’。执此业者曰‘说话人’”。旧籍记述这些“说话人”大致分四家:有说“小说”者,有“谈经”者,有“讲史书”者,另一种叫“合生”

柳亚子与《羿楼日札》

郭沫若在抗战时期的重庆,曾把柳亚子先生誉为“今屈原”。又说他“是一位典型的诗人,有热烈的感情,豪华的才气,卓越的器识,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由于柳亚子经历了反清反袁反军阀斗争,又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许多著名作家有交往。

苏曼殊与西湖

死后葬于西子湖畔的曼殊和尚,是清末民初的一代才人。 苏曼殊(1884—1918)原名戬,字子谷,后更名玄瑛,曼殊是他剃度为僧时自取的法号。原籍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出身于商人之家,生母是日本人。他擅长写诗,也擅写小说,是清末民初的一位颇有特色的作家。 曼殊于1903年在日本求学时,参加了留日学生反对沙俄侵略我国东三省的斗争。同年,为了摆脱“世间法”,他诈称蹈海自杀,悄然归国,随即出家为僧,以求精神的解脱。但不久,他发现佛教戒律同样束缚个性,就离寺出走;终于选择了不僧不俗、亦僧亦俗的奇特身分。

金圣叹改行小议

“三百六十行,隔行如隔山。”这是俗谚,自有至理存焉。常常发现,有些人在这一行是顶刮刮的人才,干另一行却往往是庸才。我有一位老友,就干过这样的蠢事。他是作家,写了不少小说、散文和诗,也出过几本集子。不幸的是,他忽然也削尖脑袋向流通领域里钻,和一位港客合开了个AB公司,忙了一阵子,结果是发财梦破灭,亏欠了一大笔债。他后来说,这下子明白了:自己原来毫无经商之才。

刘大白和新诗

作为“五四”前期的诗人刘大白,人们早已不记得他了,但由于他的《卖布谣》等诗,刻画了旧中国农民的不幸和凄苦,又曾被选入当时的小学语文课本,有过较大的影响,所以有些文学史作者也曾在著作中简略地提到过他。 刘大白本姓金,名庆棪,字伯贞,辛亥革命后改姓名为刘靖裔,字大白,又曾用“汉胄”为名,这在当时多少反映了他内心的反清意识。他是浙江绍兴平水镇人,早年曾考中举人;颇有旧学根底。1917年“文学革命”口号提出后,在早期写作白话诗的文人中,刘大白是与刘半农、康白情等同时以写反映下层劳动人民疾苦的新诗出名的。

漫说短期行为

前些时,社会上流行了一种使人们眼花缭乱、目眩神迷的风气,无以名之,只好姑称之为“短期行为大爆炸”。它的特征是:一大伙人争先恐后地吃足,耍足,捞足。他们只顾眼前实惠,不再顾及明天。大家拚命力争的是:捞一把就走;思虑的是:这一把捞得够不够份儿,还有没有加点“添头”的指望。

关于“经”的思考

有人说,中国人谈企业管理,开口是美国兰德公司,闭口是日本丰田经验,真个是“言必称希腊”。但奇怪的是,在我们大讲丰田经验时,日本许多企业家却把《孙子兵法》、《三国演义》、《西游记》作为研究经营管理的三本必读书。

冯铿与《红的日记》

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记念》里,生动地描写了柔石的为人。文中也写了死难的女作家冯铿,不过着笔时也仍与柔石紧密相联。这段文字先写了柔石的“迂”,随后说,“他终于决定地改变了”。

乔大壮与鲁迅

新版《鲁迅全集》对鲁迅早年的友人乔大壮,作了这样的注释:“乔大壮(1892—1948)名曾劬,字大壮,四川华阳人。1913年任京师第二初级审判厅书记官,后任教育部编审员。鲁迅曾请他书写《离骚》集句“望崦嵫而勿迫,恐鹈(夬鸟)之先鸣’。” 从《鲁迅日记》检索。

比较

鲁迅先生曾经有一种杞忧,“怕中国更要复古了。瓜皮帽,长衫,双梁鞋,打拱作揖,大红名片,水烟筒,或者都要成为爱国的标征。”(《华盖集·补白》)按鲁迅的意思是:问题不在于流行什么样的衣物和习俗,而在于有些人将上述一段时间的时髦嗜好标榜为“国粹”,而他们则一下子洋洋然成为最最爱国的炎黄苗裔了。这样的“国粹热”,只是廉价的自我陶醉的表现。

宫竹心和鲁迅

宫竹心是何许人?查新版《鲁迅全集》注释,仅知他笔名白羽,山东省东阿县人,生于1899年,病逝于1966年。早年曾与鲁迅交往。他曾任北京《国民晚报》、《世界日报》记者、编辑。先前曾在北京邮局工作,因爱好“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与鲁迅通信,深受影响;但后来又迫于生计,转变方向,成为三、四十年代风靡一时的武侠小说家。当时在华北,

文人书信小议

文人的书信,本不能划入文学作品的范围,因为在他写书信时,原未打算发表。后来或被视为可用以考订朝章国故,或寻求丽句清词,均非作者本意所在。也有些书信,如嵇叔夜致山巨源《绝交书》,司马迁《报任安书》,都是写信人直抒胸臆之作,后来却成为千古绝唱。

鲁迅与傅斯年

鲁迅先生对于文艺界涌现的进步青年,一向采取关怀、爱护、支持的态度。这从他对未名社、莽原社等社团以及三十年代左联中的青年作家无比热情就可以十分了然。早在一九一九年,傅斯年以北京大学学生身分主编《新潮》月刊时,由于刊物编得颇有新意,鲁迅就曾竭诚赞美。

漫说“观念更新”

清代袁枚说:“学如弓弩,才如箭簇,识以领之,方能中鹄。”他谈的是学、才、识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一种治学的纲领。但对我这个乐于旁搜杂学的人来说,虽知而难行,因为我心目中原本没有“鹄”。 近来却忽然有了一个“鹄”,这就是“观念更新”之说。 语言是观念的载体。语言也罢,观念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