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校雠和注释的《路史校注》研究

王彦坤所撰《路史校注》校勘参检六家版本,或择善而从,或新出己意,皆力求详尽精审;注释有源必溯、求真求切,疏通文义怡然博洽。《路史校注》的出版是彪炳古籍整理史册的大事,不仅填补了相关校注的空白,还为当今的文史研究者在利用《路史》时提供了上佳的校注本。

十年来《说文解字》研究述评

回顾10年来《说文解字》的研究,有综合性研究、词义研究、"六书"研究、历史文化研究、体例研究、比较研究、方言研究和许慎《说文解字》研究等8个方面的新成就。本时期《说文解字》研究显示出重视普及性研究和学科转向渐趋自觉等四个方面的新特点,同时,也指出了今后《说文解字》研究尚须注意的问题。

出土先秦两汉文献中的避讳材料述论——兼论避讳的起源问题

甲骨文、金文、简帛等出土先秦两汉文献里有一些反映避讳心理和人名避讳的材料,它们可以用来进行文史考证。但由于秦汉时期避讳不严、传抄等原因,在利用避讳字考证时还需其他相关材料印证,进而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以确证。如果找不到其他材料验证、仅有避讳字材料时,也可"大胆立论,慢慢求证"。即使不严整的"此避彼不避"之文字避讳,对文本断代也有价值。分析出土文献中的避讳材料,结合传世文献,我们认为,俗讳(畏惧、憎恶、迷信心理形成的避讳)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敬讳(礼制、政治原因形成的避讳)萌芽于殷商,形成于西周,风行于秦汉及其以降。

也谈“二名不偏讳”

两千多年来对于《礼记》中'二名不偏讳'之解释多有聚讼,主要集中在是作'不偏讳'还是'不徧讳'上。通过词形分析发现,'偏'记录有'偏1（偏向）'和'偏2（普遍）'两个词,'徧'记录有'徧1（普遍）'和'徧2（偏向）'两个词,二字通用。'不偏讳'只能理解为'不偏1（徧2）讳'和'不偏2（徧1）（遍）讳'两种,但通过现代逻辑学的真值表分析,发现这两种解释完全等值,即意义完全相同。因此,有关'二名不偏讳'含义的争论,可以休矣。

古汉语被动式“为N(之)所V”探源

先秦“为N(之 )所V”式是判断句式。这种句式受到为字被动句的类化而逐渐演变成被动句式。汉末以后 ,这种类化得以完成。

李善的征引式注释

李善《文选》注第一次将征引式注释应用于大规模的集部注释,为后世的诗文注释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本文就李善注征引内容的来源、征引的方式、李善采取征引式注释的原因以及李善征引式注释的学术地位做深入探讨。

汉语词源探求:历史、误区与前瞻

一部汉语训诂学史,也包含一部汉语词源探求的历史。联系训诂学史,结合汉语词源研究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汉语词源学史可分为五个时期:(一)释名学时期;(二)右文说时期;(三)乾嘉音义学时期;(四)文始学时期;(五)词典学时期。历史悠久、材料丰富、方法实用、成果丰硕是以往词源研究的总体特点,但存在着用文字的方法研究词源、字源当作词源、一词多源、拘泥于传统训诂等方面的误区。未来的词源研究应实现两个转向:系源转向推源,描写转向解释。

古代语讳和文史研究

所谓语讳,就是语言文字中的避讳。古代语讳是文史研究者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方面,它造成文字混乱,淆乱史实,对文史研究造成消极影响;另一方面,语讳和时代的对应关系规律也可利于版本鉴定、辨别伪书等文史考证工作的展开。

论李善的训诂学

李善训诂的最大特色,就是采用征引的注释方式。李善《文选》注第一次将征引式注释应用于大规模的集部注释,为后世的诗文注释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本文以《文选》李善注为核心材料,就李善训诂的特色、方式、适用范围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作了探讨。

“戴目”释义辨正

《汉语大词典》“戴目”条下注：“犹侧目。‘戴’，通‘载’。”并引杨树达《汉书窥管》：“‘戴’、‘载’通用；‘载’、‘则’亦通用，‘戴目’即侧目也。”杨树达在《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响戴目释义》中又云：“愚谓戴目当求之于声，不当求之于形，盖戴目即侧目也。”

释“蔻”

Nowadays, KOU(蔻) is very popular among people of a new generation.KOU(蔻) is the transliteration of cute,at the same time,the meaning of DOUKOUNIANHUA(豆蔻年华) is activated.The paper is about the ancient meaning of KOU(蔻), the etymology and the meaning of catchword KOU(蔻).

基于词源分析的对外中高级汉语词汇教学刍议

词源学是当前汉语研究的热点领域,如何将词源研究的最新成果应用于对外汉语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界面临的崭新和前沿课题。文章阐述了什么是对外汉语教学的词源分析法、词源教学法的意义以及如何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运用词源分析法。

杨树达训诂的学术背景

杨树达是著名国学大师,文章从段王之学的继承、湘学传统的发扬以及时代影响等三个方面论述了杨氏训诂的学术背景。处于中国语言学转型时期的杨树达,训诂成就之所以卓著,有其时代背景和个体因素。概而言之,其训诂远绍乾嘉段王,近承湘学余绪;既被西学东渐之风,又熔甲骨金石之学。

杨树达文字训诂商榷(六则)

杨树达辞世以来的半个世纪,文字训诂之学取得长足进展;以今日之成果检讨杨氏文字训诂,既有千虑之失,也有其时代局限。今就杨氏训释之"畟"等六字提出商榷意见,以就教于方家。

试论《文选》李善注的训诂成就和局限

《文选》李善注的成就在于首先将征引式注释应用于大规模的集部注释,为文学文献注释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其次是为后世研究语言提供了资料和课题,并对后代训诂和选学产生深远影响。同时李善注也存在训诂局限,但同其成就相比,犹白璧微瑕。

语源研究:黄侃与杨树达

黄侃和杨树达的语源研究在语源思想、语源理论和实践、探源方法等方面既有略同,又有他们各自的特点;黄、杨二氏处于汉语语源学的草创时期,其语源研究既带有"新训诂学"(即词源学)的现代观念,又带有传统训诂的一些局限。

“为…(之)所…”句式的历时流变

最初的“为… (之 )所…”句式是判断式或主动式 ,后来这种句式受到“为”字被动句的类化而逐渐演变成被动句式。该文就被动式“为… (之 )所…”式的渊源极其流变作了历时的探讨。

杨树达假借观笺识

杨树达的假借观包括"造字时有通借"和"用字时有通假"两大方面,前者指"音同借其义"、"义同借其音"、"形近借其音"和"义近借其形"四端,后者包括"同音假借"和"同义换读"两端。其中"声符假借说"为杨氏一大发明,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

古籍整理和文史研究中应注意避讳问题

文字避讳现象充斥于古代各种文史典籍之中,给古籍整理和文史研究带来消极影响;但同时我们也可以利用文字避讳和时代的对应关系规律进行版本鉴定、辨别伪书等文史考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