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的匮乏”:甲午前夕中国读书人的阅读生活

历史研究常聚焦国家大事而忽略人生常态。运用"阅读史"的方法,可以描绘出甲午前夕以孙宝瑄、皮锡瑞、刘大鹏、张棡为代表的中国读书人日常生活的"不变状态",试以回答一个"否定式的提问":为什么近代中国的思想转型没有在光绪二十年(1894)以前发生?通过对他们日记的研究发现,近代中国读书人的社会世界,主要落于"前人世界",缺乏现代生活所要求的、建立于"共同世界"基础之上的"政治现实主义"。近代中国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后的思想转型,则与"共同世界"的扩张紧密相关。

新“十字路口”:传播学之时间研究及其理想境界

有关社会转型之论述此起彼伏,论者常推举电子媒介以及时间概念之重要,但却不愿意多着笔墨关注时间,这无疑是传播研究的机遇:研究者应抓住时间与电子媒介之关系,发展基础理论,形成传播研究之新"十字路口"。以往传播研究虽也涉及时间概念,如"媒介使用时间"、"广电媒体对日常生活时间之建构"、"新闻报导与时间概念"、"英尼斯‘传播的偏向’",但研究者或仅将时间单纯视为工具,或仅研究测量意义之时间,对时间观念关注甚少。因此,从历史角度研究时间观念之变迁,重视电子媒介对新时间观念之塑形,未来更可发展传播学之时空理论,这对增加传播学的理论性与自主性无疑大有裨益。

中西映照的开始:晚清新闻纸阅读中的“社会比较”

中西比较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的重要现象,不过以此为主题的研究却寥寥无几。文章以郭嵩焘为个案,据其《伦敦和巴黎日记》,借助社会比较理论的相关叙述,深描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一个较早出现、但异常丰富的中西比较过程。研究发现,与亲身出游或与外国人密切交往相比,阅读新闻纸在促成中西比较意识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无论是获取他者信息、中西映照,还是回应中西差异。由郭嵩焘的个案延展开来,近代中国的读书人将目光转向西方、以西方为参照对象、进而追求富强的心态,与新闻纸在阅读世界的兴起息息相关。

电子媒介时代的信息方式与阅读体验

本文探讨文本"信息方式"的变化对阅读主体的影响。文章指出,同印刷文本相比,电子文本的信息方式具有时空的不稳定性,阅读主体所处的媒介环境偏向"同时性"的时间模式,导致阅读主体的认知方式以横向拼贴为主,因而不易于向文本的纵深处探索。

现代性之前的交往:阿伦特思想的另一个侧影

在一个降神会上，许多人围桌而坐，突然，由于突然降临的某种魔法，他们看到他们中间的桌子消失不见了，以致相对而坐的两个人不仅无法隔开，而且也完全没有什么有形的东西能把他们联系起来。

读书人与上海新闻纸:1894年的关系转折

以《申报》为代表的上海新闻纸是中国最早具有现代意义的报纸,但读书人却长期对其存有偏见,根源在于将报刊视作"学问"对待的观念。然而,"表达"与"实践"之间存在显著差异,1894年的战争报道,已使上海新闻纸大规模走进读书人的阅读世界。

跨学科视域下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笔谈)

20多年来，南京地区的史学工作者们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不断还原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目前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团队的历史学研究，在国内和国际学术界均处于领先地位。然而，随着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在研究中常常会遇到仅仅靠历史学无法完整解释的问题，必须通过跨学科、多视角、立体化的综合研究才能得出较为完整的答案。由此，多学科研究南京大屠杀史，已成为一种必要与必然。2017年3月7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召开了“跨学科视域下的南京大屠杀研究青年学者研讨会”，30多位青年学者和南京大屠杀史专业研究人员济济一堂，大家畅所欲言，从各自的学科角度共同探讨了如何介入和深化南京大屠杀史研究，达成了许多共识。

阅读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

伴随着文字诞生而出现的阅读行为,迄今已延续了五千年。虽然时间久远、历史悠长,但梳理古代学术研究体系,并没有以阅读为独立研究对象的学科内容。直到20世纪80年代,受读者反应理论等跨学科理论的影响,阅读史才作为书籍史研究的一个分支,进入学者研究视野。相较国外,我国的阅读研究相对滞后,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中国阅读通史》主编王余光先生曾谈到,阅读史在西方可称"显学",研究者众多,成果斐然,但西方阅读史研究对中国关注非常少,即使提到,也不免浮光掠影。鉴于此,本刊沙龙栏目从"阅读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角度,特邀请卞冬磊先生、蒋建国先生、郝雨先生、王鹏飞先生、朱至刚先生五位学者参加笔谈(学者排名以姓氏拼音为序),深入讨论阅读史的兴起、阅读史在中国的发展、阅读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等议题,一方面期待促进中国阅读史研究的深化,另一方面希望为当下创造一个美好的阅读提供历史的智识。

直面日报的“星期日冷清”

最近读到关于美国报纸星期刊运作的文章,介绍到:美国报纸的星期刊,内容极为丰富,版面数较平日多2至3倍,因而很受读者欢迎,尽管价格是平日刊的3至4倍,其发行量仍普遍比平日多。譬如《纽约时报》2001年平日刊平均发行量为1109371份,星期天则增至1668650份,《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也大幅上升。这种现象实在令人羡慕。纵观国内星期日日报市场,则显得萧条得多。“星期日冷清”已是不争的事实,能否改变这种状况呢?

与知识脉络对话——学术论文理论价值提升的三条路径

理论价值或者说学术意义的阐释是论文写作的重要目标。在实现这个目标之前,首先要破除单篇论文即可实现理论创新的“迷思”,这是极其困难的。但通过一定方法提升文章的理论价值是有路可循的。实际上,大部分研究,尤其是历史叙述或经验分析,都建立于甚至就是在描述性的层面展开的。若作者能在论文的多个部分和选题所在的“知识脉络”(即所处知识领域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或抽象理论,有的已形成基本共识)进行对话,理论价值就可能自然显现。

阅读的秩序:新闻纸在近代阅读世界中的兴起(1839—1898)

受法国文化史专家夏蒂埃《书籍的秩序》启发,本文从文本转向阅读,探讨新闻纸介入对近代中国印刷媒体阅读秩序的挑战。研究发现,书籍和邸报曾构成传统中国稳固的阅读秩序,但新闻纸在言说和实践两个层面发起挑战:首先是东南沿海官员通过翻译、阅读新闻纸获得情报,打开了阅读世界的缺口;随后,商业报纸通过自身的不断言说以及数次战争报道,使新闻纸取代邸报成为读者主要的消息来源;甲午战败的知识反思,则让维新报刊在知识层面获得合法性,一度占据阅读世界的优势。新闻纸的变革及地位的上升,使近代读书人看到新世界、结成新关系成为可能。

“可见的”共同体:报纸与民族国家的另一种叙述

作为报纸和民族国家叙述中最显著的概念,"想象的共同体"已成该议题的研究范式。但"想象"一词,语义模糊,其特定所指——与不能谋面的同胞的联结,常遭误解;同时,"想象的共同体"还遮蔽了另一个重要的提问,即国家如何显现于日常生活?借助人文地理学"地方可见性"概念,本文尝试推进报纸与民族国家的理论叙述。文章认为,报纸和现代民族国家兴起的步调一致。作为历史进程中的新媒介,报纸发明了"新闻",使国家从一个抽象空间,变成由现实事件构成、持续运动、拥有生命力的具体地方,从而在读者的日常生活中显现为"可见的共同体"。作为政治共同体,民族国家的可见性是实现现代政治生活的基本条件。

从报刊史到报刊阅读史: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视角

受西方阅读史启发,本文探索在中国语境中进行"报刊阅读史"研究的可能性。文章指出,报刊与书籍拥有不同的知识特性,报刊偏向刊登"知晓"类型的知识,具有关注当下的现实性和公共性,因此,与书籍传达的知识类型及阅读效果不尽相同。依此认识论,文章从阅读史的背景出发,提出了在中国新闻史领域进行报刊阅读史研究的必要性、问题意识及研究方法等初步想法。

“社会世界”的更新:新闻与现代性的发生

本文借用舒茨的"社会世界"理论,尝试回答"新闻何以使现代性成为可能?"这一问题。研究发现,新闻这一"现代文化形式",主要描绘"共同世界"的及时变化,并重构了周遭、前人和共同三个世界的关系。由于"社会世界"不断更新,"共有的现实"持续扩大,人类才得以根据当下和自身安排生活。在此意义上,新闻促进了人的现代转型。

遗忘与重建:作为“传播”的“交通”

现代交通技术的兴起,使社会的流动性日益增强,人的交流亦受此影响。但20世纪上半叶兴起的"传播"却遗忘了"交通",失去了对这一重要日常经验提问的能力。鉴于此,本文追溯了"交通"被学科遗忘的历史,发现传播学所"选择"的是技术上具有瞬时性、内容上可产生即刻效果的广播等媒介,由此迅速确立了学科的合法性。传播研究的偏向不仅遮蔽了交通之于交流的影响,也忽视了传播的诸多过程性因素,如地理、身体和基础设施等。基于当下移动经验的普遍化与传播学认识论的反思,本文指出,传播研究应以"移动中的交流"为问题,重建传播的交通意涵,走向一个注重物质情境、超越媒介中心主义、以人类交流为核心议题的开放领域。

线上社会世界的兴起——以“自我”概念探究“社交”媒体

本文借助哲学研究中相关的"自我"概念,探讨了社交媒体对人类交往实践的改造。文章通过追问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失去手机意味着什么"?发现手机消解了1970年代以来虚拟/现实的二元区分,创造出一个随时更新且关系密集的"线上社会世界",成为主导人类交往实践的新场景。在线上社会世界,"自我"一方面持续地去寻求与他者互动,另一方面积极地显现自身,其根源在于"自我"是一个经验主体,需要持续不断地填充经验以获得在线的持存。但是,线上社会世界中自我和他者的互动,往往是充满着欲望的"内容",损害了社交的"形式"之于人类的重要意义。

传播思想史的“两条河流”

"传播"一词意义丰富,最基本的解释是"交流""交往"和"沟通"。围绕着交流的可能与不可能,传播思想史的论述分化为两条河流,一条探索人的不可交流性,一条围绕共同性展开叙述。前者以哲学思辨为主,后者拥抱实用主义。根据现象学的分析,人的交流具有双重性——不可完全掌握他者的意义,但也并非全然不能理解。从思想史跳出来看,对共同性的追求是政治世界和日常生活更为显著的话语。本文认为,我们应该建立"免于交往的自由"之观念,承认和尊重人的不可交流性,进而实现一种关于交往的文明。

林则徐去广州:19世纪中国“传播网络”的一个片段

本文将"传播网络"赋予物质性与历史性,以"林则徐去广州"为叙事对象,借助《林则徐日记》等史料,深描了近代中国传播网络的一个片段。通过追寻1838年到1840年之间林则徐的旅行、禁烟与翻译活动,文章呈现了近代中国传播网络的日常运作:道路交通、市镇分布和网络中的主要流动物(权力、商品和信息)。在此基础上本文指出,权力和信息网络的封闭、权力网络和广阔疆域存在的矛盾、以及信息网络的要素限制,是19世纪前期中国传播网络存在的主要问题。相较而言,甲午战争之所以引起巨大的社会震动,则与传播网络在19世纪后期发生的变化有关——主要是新闻纸兴起所引起的网络地理的拓展、同时性的增强以及传播网络凝聚周围人群意见的能力提升。

“成员无数”:一份马克思主义刊物的栏目设置和群体逻辑(1920-1921)

本文探讨1920年创刊的马克思主义刊物《劳动界》的栏目设置及其蕴藏的群体逻辑。研究发现,《劳动界》的创办者通过设置"演说""界"和"来信"三种栏目,对新兴崛起的工人群体展开动员。其中,"演说"诉诸听觉,将工人从读者变成集体式的听众。"界"则报道上海、全国和世界范围内的工人运动,使之获得"可见性",工人们借此知晓自己处于更大的群体之中。"来信"将刊物变成一个"开放空间",工人的现身说法和叙事主体性增强了读者的认同感。尽管这些栏目并非《劳动界》首创,但《劳动界》综合了它们,首次将中国城市中文化程度最低的工人群体看作社会力量,这种政治诉求使刊物呈现一种特定的样式,表达了清晰的群体逻辑,成为中国近代诸多报刊应因启蒙和革命需要而对特定群体展开动员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