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的价值构成与宪政的合理性分析

宪政的合理性不仅在于其对权力的正当化和规范化 ,更在于其对正义、民主、自由等价值理念的张扬与坚持 ;前者旨在解说宪政的工具合理性 ,后者则力图以宪政的价值合理性来论证宪政的工具合理性 ,并为宪政实践提供方向性指引。在宪政的价值构成体系内 ,正义具有综合性与绝对性的特质 ,是宪政的第一性价值 ,并构成宪政价值合理性的基础 ;民主、自由等具体价值目标是宪政的第二性价值 ,它们源自于正义且受制于正义 ,并成为宪政价值合理性的证明。

有限政府之合法性论说

在现代立宪政体的规约下,有限政府是唯一合法存在的政府形态。近现代以来的观念变革首先从认识论上设定了政府认知能力的有限性,从而证成了政府职能与政府权力的有限性;同时,近现代以来的政治与法律实践决定了政府在本质上必须是民主政府与法治政府,前者从政治的角度决定了政府行为能力的有限性,后者从法律的角度决定了政府行动领域的有限性。

论社会救助权

当个体生存遭受自然或社会危险而无力自救时,获得社会救助不仅仅是一项道义诉求,而是一项基于法律的权利主张。社会救助权是对公民生存权的补救和扩展。确立和落实社会救助权,是社会救助立法的核心立法宗旨所在。以《社会救助法》的立法实践为契机,从法理上厘清社会救助权的根据、性属与功能,构建社会救助权的框架体系,对社会救助立法的价值定位,以及对社会救助立法的整体构造,都具有方向性意义。

宪政的价值解析

宪政的合理性不仅在于其对权力的正当化和规范化,更在于其对正义、民主、自由等价值理念的张扬与坚持。在宪政的价值构成体系内,正义具有绝对性与综合性的特质,是宪政的第一性价值,并构成宪政的价值基础;民主、自由等现实价值目标是宪政的第二性价值,它们来自于正义并受制于正义,是宪政的具体价值内涵。

WTO、环境保护与宪法的生态化

WTO在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机遇的同时 ,也给我国生态与资源环境带来了压力 ,对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挑战。中国正以其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系统承载着历史上最多的人口和最强的发展压力 ,这迫使我们不仅要关注WTO的经济效应 ,更要关注其环境效应 ;必须强化以宪法为主体的制度建设 ,确立宪法发展的生态主义趋向 ,确立可持续发展的宪法地位 ,并通过对环境权的创设 ,在实现环境保护的同时 ,实现社会公平 ,包括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

威权政治下的宪法权威——二战后东亚国家的政治体制转型

威权政治是在“整体号召机制”下施行的“强人政治”。在威权政治下,宪法在文本上享有至上权威,在实践中则因遭受政治权威的贬抑而被规避、被僭越,这既是威权政治得以施行的前提,又是施行威权政治的逻辑结果。宪法权威之奠立有赖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换,同时,民主政治的建设也有赖于奠定宪法统治的至上权威,两者是互补共生的。

经济全球化:通往近代宪法之路

在近代宪法形成的因果链上 ,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却不是根源性环节 ,近代资本主义宪法根源于发生在 1 6 - 1 9世纪的经济全球化运动 ,是在经济全球化运动诱发经济生活、社会结构以及观念模式的全方位变革之后 ,以政治对抗、阶级妥协。

社会开放与当代中国的宪法发展

社会开放既是一种社会发展方式,又是一种社会生活状态,它以社会结构多元化为前提,以正常、合理的社会流动为标志,以保障个人自由、促进个人的自我发展为目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宪法的制度创新和观念变革,社会开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显著特征,同时,由于受社会生活与经济发展的影响,社会开放的客观需求与当代中国的宪法发展之间还存在一些不对称、不协调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在宪法观念、宪法结构、宪法职能等方面进行改革和创新,以求进一步推动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开放式发展。

经济全球化与宪法变迁

迄今为止的宪法变迁和经济全球化进程是相契合的。第一轮经济全球化促成了近代宪法的产生,第二轮经济全球化促成了近代宪法向现代宪法的转型,第三轮经济全球化促成了现代宪法向当代宪法的拓展。在这一过程中,基于不断流变的历史与现实情境,宪法在价值指向上由坚持个人自由向强调社会平等、制度民主发展,在职能定位上由政治统治、社会控制向社会协调延伸,在职能模式上由防御型、整合型向回应型推进。

论法律至上与法的社会适应性

法律至上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核心与基石；然而，易变的社会情势常常置规范与现实于冲突状态并诱发相关情势的适法性危机，面对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与社会变革，如何真正实现法律至上？在坚持法的权威性与法的稳定性的同时，如何坚持法的现实性与进步性？如何在现实的法律适应性与法律的社会适应性之间架起一个支点以谋求两者的协调与共进？问题的求解既是个理性的价值选择过程。

从微博问政看我国公民社会的构建

微博作为"个人信息即时综合共享平台",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社会,其影响力已无处不在。作为政府与普通公民交流的一种新形式,微博的出现使得政府与公民的互动相较以往变得更加方便和快捷,也为公民社会的构建开辟了一条新道路。作为网络时代崭新的政治参与形式,尽管微博问政在拓宽公民政治参与上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此过程中它开通了网络民意表达的新渠道,为公民提供了一个交流沟通的平台,藉此调动社会各阶层的力量,为构建公民社会打开了一扇大门。

论社会救助机制之功能障碍与制度改进

社会救助机制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石。当今中国的社会救助在形式结构上虽初具规模,但救助绩效却不明显,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救贫帮困的职能。为了保障个体生存、维护社会安全、促进社会公平,正在制定中的《社会救助法》必须以平等救助、有效救助、多元救助为其原则指向,对当前的社会救助机制进行改革。

全球化与我国法律的制度性回应

全球化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不可回避的巨大力量。全球化在拉动世界经济乃至民族经济增长的同时 ,也对各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提出了结构性挑战。面对全球化的压力 ,我国法律分别在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对全球化予以开放性、防范性与保护性回应 ,以求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 ,维护国家主权 ,推动人权的保护和实现。

西部大开发的宪政基础论略——兼论当代中国人权保障制度的发展方向

西部大开发不仅仅是一项有关经济增长的战略规划 ,而且是一项关于制度创新与制度推进的全方位的战略规划。在理念层面 ,西部大开发是对社会主义民主宪法原则的坚持与落实 ,是对各族共和、全民共和宪政精神的阐述与发展 ,在实践层面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有助于推动我国的宪政建设 。

论司法审查制度之困境与出路

就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而言,以权力制约和权利救济为主旨的司法审查机制具有明显的价值合理性,但是,在制度实践方面,现行司法审查机制的展开却遭遇重重困境,表现为司法设置之体制依附性、司法审查范围之局限性以及审查标准之单一化。重整与完善我国司法审查制度之根本出路在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彰显和强化司法独立;拓宽司法审查的对象范围,变审查法定原则为审查假定原则;实现司法审查标准的多元化,推行司法最终裁决原则。

法家“法治”说:理论、实践及百年流变

从治国观念、治国文献、治国手段三方面考察 ,法家的治国方略应为刑治。然自梁启超以来 ,由于种种原因 ,学界主流一直将法家治国方略概括为法治。这是一种误读。与法家“法治”说的理论相呼应 ,各种改头换面的“法治”理论和实践在近现代中国流行。在中国建设法治国家之际 ,应对“新权威主义”、“新秩序主义”、“新工具主义”等各种“新法家”思想进行彻底反思 ,认识其不可消解的疏漏和缺陷。

从救亡到启蒙:近代中国宪政运动之回顾与反思

在“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大背景下 ,近代中国宪政运动始于救亡 ,却止于启蒙。近代中国宪政运动之“所指”与宪政之“能指”错位 ,尤其是近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格局并不支持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基础的宪法与宪政 ,因此 ,近代中国之宪政运动虽始于救亡 ,但却注定无法完成这一过于沉重的历史使命 ,其现实及历史意义仅止于有限的启蒙。

在文本与现实之间:关于“五四宪法”的回顾与反思

作为一个历史文本 ,“五四宪法”展示了现代宪法之理念及理想 ,其内在体系具有逻辑自洽性和价值合理性 ,然而作为一个制度实体 ,“五四宪法”的外在运行却遭遇无以化解的困境。“五四宪法”遭遇困境之根源在于宪法认同之缺失与宪法权威之缺位。鉴于宪法之为权威所凭借的民主、法治、人权等价值理念未被习识和采信 ,以宪法为最高权威之法治未能成就 ,在宪法文本和社会现实之间于是出现断裂。“八二宪法”秉承“五四宪法”的价值理念 ,因而“五四宪法”的历史境遇对当代宪政建设仍具有启示意义。

略论宪政的自由之维

宪政不仅是一个制度事实 ,而且是一个内涵多维价值的价值体系 ;在这一价值体系内的“诸神之战”中 ,鉴于自由之于宪政的根源性与影响力 ,自由的发展应当获得优先关注。自由与宪政是互动的 :自由 ,尤其是思想自由、政治自由与法律自由 ,对宪政的构成具有决定性意义 ;而宪政的目标又在于通过限制公共权力 ,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