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视野中的中国民间信仰

田野调查是民间信仰研究的主流方法。受到田野地点的空间束缚,田野调查往往只能对小空间范围内的个别信仰展开研究。这导致在传统路径下,我们很难获得对民间信仰的全局性或整体性认识。随着数字人文技术的勃兴,该文尝试运用这一新的技术工具,探索民间信仰调查研究的两种新路径:一是定性文献的数据库化,二是GIS技术的运用,这些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调查研究路径的不足,有利于对民间信仰形成全国性的整体认识与分析。

高职小学教育专业质量保障与改进机制研究——以盘锦职业技术学院小学教育专业为例

为提高人才培养的社会适应性,盘锦职业技术学院高职小学教育专业以《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为指导,以《小学教育专业认证标准》为引领,以提高小学教育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构建了基于专业认证标准的专业质量保障体系,建立了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及社会评价机制,实现了专业认证标准与质量保障体系的有效衔接,提升了人才培养质量,为培养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小学教师队伍提供有力支撑。

乡村治理的文化逻辑:从传统到现代的阴阳秩序

本文试图探讨乡村治理文化逻辑从传统到现代的传承与变迁,这套逻辑包含了属阴的宗教信仰和属阳的儒家伦理规范两个面向。传统中国的乡村治理存在一阴一阳两个操作系统,阳面是儒家伦理,阴面则是神道设教;宗教信仰和伦理规范的内在一致性构建了一种阴阳和合的治理秩序,并促成了贯穿国家与乡村的教化之治。而在现代中国,现代化使得神道设教基本崩解,乡村治理体系从阴阳和合到阴阳二分,这也成为当代乡村治理的困境之一。为此,国家尝试以产业化、非遗化和场所合法化等制度性方式重新吸纳民间信仰;与此同时,地方社会自发的民间信仰复兴也有效地激活了乡村治理的文化资源,其关键在于这种复兴所激发的地方自主性正是乡村共同体形成内生秩序的基础。本文认为,乡村治理应当继续赋予民间信仰等乡土文化发展的空间,从而发挥其低成本治理优势。

致公党中央关于“完善政府购买社区公共服务提升社区服务质量”的调研报告

政府购买社区公共服务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途径,是提升社区服务质量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有利于提高政府管理和服务社会效率,能有效发挥社会力量在提供公共服务、改善社会治理方面的作用。为此,致公党中央与财政部组成联合调研组开展“完善政府购买社区公共服务,提升社区服务质量”的调研,从构建全方位的管理体系、筑牢政府购买社区公共服务之基,强化多维度的经费保障、扩大政府购买社区公共服务之源,采取创新性的配套措施、促进政府购买社区公共服务之路等三个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华人社会中的宗教与环保初探

面对环境问题,宗教领袖选择对宗教经典进行重新诠释,认为宗教在处理这些议题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则越过宗教教义,直接考察华人社会宗教团体的环保参与,并得出一些初步的认识:第一、宗教与环保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宗教可以成为环保运动的同路人,并对处理环境危机做出贡献。许多宗教参与环保并非源自其教义,而是因为世俗的环保运动如火如荼。第二,有组织的宗教(如台湾的佛教)比那些没有组织的宗教(如儒教)在进行资源动员保护环境方面更有效率。第三,强调自利与个人主义的民间宗教更多地推动地方上的环境保护,而强调利他和集体主义取向的宗教团体则更具心系苍生、环保天下的气质。

从类型学到动态研究:兼论信仰的流动

自从杨庆堃提出"混合宗教"与"制度化宗教"概念之后,类型学建构成为华人宗教研究的主流。本文尝试进行视角的转换,用"基于类型学基础上的动态研究"来分析华人社会中信仰的流动。该视角一方面强调类型学的重要性,认为在研究中国宗教时有必要对"灵"、"义"等本土概念予以社会科学化;另一方面它强调揭示类型之间的联系与变化,将静态的类型学考察转化为动态分析。本文认为,动态的视角有助于关照到被类型学忽略的过程以及隐匿于其中的趋势,继而发展诸多经典理论,即研究神灵的流动有助于理解"神灵的诞生与竞争",研究信徒的流动可以丰富"改教"理论,对宗教组织流动的研究则可以拓宽"教派—教会"理论的视野。自从杨庆堃提出"混合宗教"与"制度化宗教"概念之后,类型学建构成为华人宗教研究的主流。本文尝试进行视角的转换,用"基于类型学基础上的动态研究"来分析华人社会中信仰的流动。该视角一方面强调类型学的重要性,认为在研究中国宗教时有必要对"灵"、"义"等本土概念予以社会科学化;另一方面它强调揭示类型之间的联系与变化,将静态的类型学考察转化为动态分析。本文认为,动态的视角有助于关照到被类型学忽略的过程以及隐匿于其中的趋势,继而发展诸多经典理论,即研究神灵的流动有助于理解"神灵的诞生与竞争",研究信徒的流动可以丰富"改教"理论,对宗教组织流动的研究则可以拓宽"教派—教会"理论的视野。

苦难与宗教增长：管制的非预期后果

通过比较历史研究,本文揭示了受压制宗教的成长逻辑,认为压制会产生一些非预期后果:压制往往促进宗教团体进行教义创新,提高信众的来世收益;与压制相伴而生的牺牲和污名有助于降低宗教教义所蕴含的不确定性,从而让宗教变得更可信、更真实,吸引更多的追随者;同时压制构筑了一道防护栏,将搭便车者拒之门外,提高了信众的委身程度,也增加了信众在精神和物质上的净受益;压制会促使宗教进行制度上的创新,维持组织网络,让宗教团体禁而不止,并在动荡的社会中迅猛发展。

高职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现状的调查与思考

通过对高职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现状进行的调查认为,高职学生人文素质普遍偏低,人文精神现状令人担忧。同时,阐述了高职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现状,通过分析高职学生人文素质缺失的原因,提出加强高职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思考。

善巧方便:当代佛教团体在中国城市的发展

基于在北京、昆明两地获得的田野资料,本文对当代佛教在城市中的发展进行了分析,聚焦于变迁与融合。在变迁方面,佛教在城市形成了新的实践形态,从传统的非聚会型宗教向聚会型宗教发展;聚会地点不局限于寺庙,而是多藏于民居,甚至栖身写字楼;聚会时间也由传统的初一、十五改为每周聚会;甚至有学佛小组创办了类似基督教主日学校的儿童读经班。同时,佛教的传教性格也开始变得积极,佛教精英熟练运用现代传媒工具广结善缘。这些变迁反应了城市的时空环境、现代生活节奏以及宗教竞争对佛教的形塑,同时也折射出佛教本身的柔软身段。与这些变迁相伴而行的,是佛教团体对一些传统的坚守,比如在度人时避免让初学者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我们将此种策略成为"渐进性严格";又比如淡化排他性从而增加佛教与外部社会的融合程度。在变迁与坚守的背后,我们隐约可见一致的行动逻辑,那就是善巧方便,以适当的方式饶益众生。

关于高职院校通识课程设置的思考

高职院校通识课程设置存在诸多问题:简单化、功利化;缺乏系统性,结构不合理;内容不合理;缺少核心课程与精品课程;教学方法陈旧,实践与互动环节薄弱;缺乏高职特色与自身特色。其主要原因在于:对通识课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缺乏统一的课程理念;通识教材数量不足;师资水平有待加强;学制太短限制了通识教育的开展;教学管理制度不完善。因此,必须转变观念,提高认识;构建以素质教育为取向的通识课程体系;更新教学模式;形成比较完善的通识教育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加强师德建设,提升师资队伍的整体人文素养

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造就高素质人才,教师是关键,全面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人文素养,师德建设是关键,师德是教师素质的灵魂,要从师德建设的高度,提升教师的整体人文素质,这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

20多年来大陆“张爱玲热”的文化剖析

在几次升腾且愈演愈烈的“张爱玲热”中,张爱玲作为文化偶像和性别偶像逐渐被确立起来,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经由传媒引导和文化市场的介入,逐渐演化为大众文化视野中的文化符号。张爱玲成为一种经典,一种时尚。这一文化符号被有效利用,实现了文化和商业的双重价值。张爱玲的原型形象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和误读。

论高职学生人文精神培养体系的构建

对高职院校来说，有效地实施人文素质教育，提升高职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高职学生的人文精神，能够提升高职学生的就业能力，能够增强高职院校的办学竞争力，提高办学水平，增加学校在社会上的美誉度，并为高职院校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必要的人文底蕴。

谈通识课程实践教学中高职学生人文精神的培育

要在通识课程实践教学中培育高职学生人文精神,这种来自实践教学的通识教育比理论教学更直接、更形象、更持久。在通识课程实践教学中培育高职学生人文精神应从三方面入手:一是按照通识课程传统的实践教学形式开展通识课程实践教学活动;二是以"三下乡"活动为载体,开展通识课程实践教学活动;三是围绕专业实习实训开展通识课程实践教学活动。

β-氨基丁酸保护烟草抵抗TMV侵染的研究

[目的]研究β-氨基丁酸(β-amino-butyric acid,BABA)保护烟草增强其抗烟草花叶病毒(TMV)侵染的能力。[方法]以云烟87为材料,分别用0.5、1.0、5.0、7.0、10.0 mmol/L的BABA处理烟草,以喷清水为对照,统计BABA对TMV的抑制率,筛选最适BABA浓度。用5.0 mmol/L BABA喷施处理,观察烟叶的发病情况,同时用组织化学法鉴定BABA诱导烟草产生的过敏反应,进行H2O2原位检测以及苯丙氨酸解氨酶(PAL)活性测定,采用SDS-PAGE检测病程相关(PR)蛋白。[结果]BABA处理后能显著诱导氧迸发,引起过敏性反应,烟叶中的PAL活性升高,有分子量为20 kDa的PR蛋白出现。烟叶TMV发病率明显减轻,BABA增强了烟草对TMV的抗性,5.0 mmol/L BABA能保护烟草抵抗TMV侵染。[结论]为进一步揭示BABA的诱导机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社会实践中培育高职学生的人文精神

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可以拓展人文素质教育的空间,深化课堂教学。这种来自社会实践的人文教育比在学校的教育更深刻、更直接、更持久,更能有机地将感性教育与理性教育结合起来。

乡村共同体的复兴——以浙江省Z县的实践为例

传统乡村共同体具有若干基本特征。它既是一个具有独立封闭社会边界的实体性的地域共同体,也是一个由共享一套价值体系的成员所构成的文化共同体,如以某一姓氏、地域为特征的村落。随着现代性的展开,传统的村落出现一些变化,包括城市化、空心化、过度商业化和文化荒漠化等。城中村是典型的城市化案例;空心化意味着人员的大量流失,村落失去活力;过度商业化与资本进入村落有关,在一些地方,传统的文化被资本改造成面目全非的“客栈文化”;而文化荒漠化表现为从乡村出去的精英退休后一般留居在城市,形成一种精英不断往外的单向流动。这些迹象表明,“村落的终结”似乎是农村的宿命。然而,浙江省Z县的“新农村建设”表明,中国的农村发展具有十足的韧性,在经历过一段时期的衰落之后,乡村共同体开始复兴了。

病态人格的现代拯救——阿Q人格分析与“立人”思想

以鲁迅的“立人”思想为论述基点,运用马斯洛的人格理论分析阿Q的病态人格及其与理想人格范式——自我实现的人存在的差异,在理想人格范式构建的具体途径中着手中国国民的人格再造,以实现对新世纪“立人”思想的发展和民族人格自我再造。

解禁与教派演化:以台湾地区的一贯道为例

＂教派—教会理论＂是宗教社会学最重要的中层理论之一,它的诞生与发展大多基于西方犹太—基督教背景。本文尝试用中国的案例研究来修正和发展该理论。＂教派—教会理论＂认为,教派在成立之初往往与外部社会关系紧张,但随着群体组织规模的扩大、教派成员的社会流动与代际更替以及专业化神职人员的出现,教派会逐渐降低与主流社会的张力。也即是说,随着时间的流逝,教派会变得越来越像教会。本文则以为,政府管制是影响教派向教会转化的一个关键因素。以一贯道为例,我们发现压制强化了该教派的分裂倾向,阻碍了群体规模的扩大和信仰的代际传递,同时也降低了教派领导层的专业化程度。1987年,一贯道在台湾地区取得合法地位以后,开始变革以求减少分裂、稳定组织和扬弃教义。这些措施使得它与外部社会之间的张力明显降低。这些变化说明政府管制在教派的变迁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而这一点是以往＂教派—教会理论＂所忽略的。

从呐喊到流言——鲁迅张爱玲不同点之比较

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从三个方面解读鲁迅和张爱玲,即作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鲁迅和作为“野心勃勃”的职业小说家的张爱玲、个性迥异的创作主题、大相径庭的关注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