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折变考论

所谓折变,意指财政收支过程中的物资折换与变通等。唐代以前,折变仅在财政收支的个别领域运用,唐朝建立以后,正式将折变作为调控政府财政收支的基本制度。唐代折变主要包括租的折变、调的折变、地税折变、户税折变、榷税折变、劳役折变、俸禄折变、军费折变、政府采购经费折变九个种类,并有以物折物、以钱折物、以物折钱、以物折役、以钱折役、以役折税六种方式。长期以来,学界多数观点认为唐代折变苛剥民众,具有明显负面作用。但予以全面辩证考察,可发现唐代折变具有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保障政府财政收益甚至能惠及普通民众等积极作用,当然它也具有自身的制度缺陷和执行过程中的多种弊端。

论顾颉刚的期刊编辑思想及实践

1920—1940年代,顾颉刚先后创办十余种刊物,积累了丰富的期刊编辑思想及出版经验。他崇尚自主办刊,倡导学术救国,并始终以读者和作者的需求为中心,着力协调刊物的学术性与通俗性,他善于培育刊物稿源,尤其重视奖掖青年作者。他的期刊编辑思想,对当今期刊编辑工作仍有积极指导意义。

民国时期儿童读物装帧设计的思想与实践

民国时期是我国儿童读物成长、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儿童读物的装帧设计原则科学、内涵丰富、作品优美,深受广大儿童的喜爱。文章概括总结了民国时期儿童读物装帧设计发展的背景、原则、内涵及实践中的具体个案,并对其现实意义进行了分析。

论唐代贫民生活与社会济贫

有唐一代,广大民众贫多富少。贫官、贫农、穷士与穷兵,是唐代最常见的贫民群体,常常濒临饥寒窘迫、衣食不给,甚至无以为生的境地。针对这一社会问题,唐代已形成政府主导、民众互动的济贫体系。政府通过物质赏赐、提高俸禄,以济贫官;利用衣食接济、生产救助,恢复贫农再生产;对于穷士穷兵,也展开内容不一的济贫活动。同时,宗族、乡里、故友和僧道寺观的济贫活动,构成民间济贫的力量。唐代的社会济贫活动,成为贫民赖以生存的基本保障。但由于济贫活动的制度化水平较低和济贫方式的历史局限,并不能遏制贫民的日益贫困化。

论唐代贫富分化与政府控制

唐代,社会各阶层间的贫富两极分化十分明显。行业收益的差异,阶级特权主宰下的利益分配模式,以及税负的严重不均,导致贫富之间田产占有和生活水平出现惊人差距。唐政府试图通过调整田产占有、均平税役负担、救济贫弱民众等举措,控制贫富两极分化态势的发展。但由于调控方式的局限与制度层面的痼疾,历项举措皆无法取得长效,并未能阻止贫富之间的两极分化与群际矛盾的尖锐化。

论唐前期逃税问题及其治理

唐前期,均田农民、权贵豪富以及寺观僧道大肆逃税,严重侵蚀政府财政收入。唐政府通过强化户籍控制、催征逃户税额,打击权贵豪富"相冒合户"、"别籍异财"、"官商勾结",严控度僧权、设立僧道籍、沙汰伪滥僧尼等方法治理逃税。政府治理逃税行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未持久,逃税问题依旧严重。农民土地难获保障导致的纳税能力低,摊征等治逃政策的疏漏,王朝财税管理的制度困境,寺观僧道免税特权的保留是治理逃税成效甚微之因。

论唐代贫富分化及其原因

贫富两极分化是唐代社会经济生活中十分引人关注的历史现象。一方面,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寸土之地;另一方面,富者生活奢华、纵欲享受,贫者却衣食如牛马,甚至破产流亡、成为佃客。富者何以富与贫者何以贫,成为研究过程中的首要问题。总体来看,唐代贵族官员等富者,依靠政治经济特权,兼并田产、经营工商业,疯狂聚敛财富,导致富者愈富。另一方面,由于农业产业利润低,加之天灾人祸、赋役繁重、政治腐败、富人侵逼等外在因素,致使广大农民丧地失田、生活贫困,贫富两极分化日渐严重,最终引发下层贫农的抗争和李唐王朝的崩溃。

民国时期儿童读物装帧设计研究

儿童读物作为供儿童阅读的书籍,除活泼的思想、动人的故事和奇妙的想象,还需要艺术的设计和丰富的色彩,以顾及儿童各时期发育的心理状态,吸引儿童的阅读兴趣。民国时期是我国儿童读物成长、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儿童读物的装帧设计原则科学、内涵丰富、作品优美,深受广大儿童的喜爱。探寻民国时期儿童读物的装帧设计思想和实践,不但能揭示这一时期儿童读物装帧设计的发展情形。

北宋密州地区人才崛起探因

唐代,密州地区没有入传人物,但是到北宋时期,这一局面出现改观,密州一地入传人物多达12位。这一变化不是偶然的。从唐到北宋,无论是选官制度,还是密州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状况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同时,密州地区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文化机制,这为人才的成长提供了有力保证。

论明清民国时期晋商的藏书活动及文化贡献

明清民国时期的晋商是我国私家藏书史上值得深入研究的藏书家群体,但受材料所限,目前学界未能开展充分的学术研究。笔者利用地缘优势,借助地方文献查阅和田野走访,全面揭示出当时晋商的藏书活动及文化贡献。明清民国时期,晋商藏书家的收藏、整理、著述、刊刻、捐书等活动,对传统古籍的保存传播、乡邦文献的搜集编印、三晋学术文化发展以及近代山西新式图书馆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晋商藏书家"藏以致用"的价值理念,有力地推动了晋商"儒贾兼通"商业特质的塑造和三晋近代新文化的流播。

晚清时期私家刻书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以晋商家刻为中心的考察

以晚清时期晋商家刻为分析个案,探讨商人群体参与私家刻书的影响因素和历史背景,有助于深化清代刻书史和晋商文化等学术课题的研究。研究认为,三晋刻书传统、晋商藏书以及著述成为他们参与私家刻书的文化要素,雄厚的经济资本、出版技术的变迁以及由晋商子弟组成的编辑人才力量,则从物质、技术和人才等角度为晋商私家刻书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晚清时期晋商投身私家刻书实践,有助于传播三晋乡邦文献、构建地域文化及重塑晋商群体社会形象。

延安时期报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育的贡献(1937—1941)

延安时期,《解放》《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等红色报刊通过刊载政治经济学教材讲义、充作教学参考资料、展开《资本论》研读方法讨论和发表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等方式,积极参与延安干部院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研活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与报刊的合作,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育贡献极大,提升了延安革命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水平,有助于武装和组织党的革命队伍。因此,全面、系统和深入地考察延安时期报刊推动延安院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教育发展的方式和贡献,挖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色文化资源,有助于探索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育发展过程中运用报刊等媒体的规律,以及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历史脉络的认知。

20世纪前期晋商私家藏书流散研究--以晋中商人为中心的考察

文章在田野调查和民间文献基础上,以山西祁县,榆次,太谷等地的晋商藏书家为研究对象,较为全面、系统地对20世纪前期晋商私家藏书流散过程、特点和影响进行探讨,并尝试运用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重点揭示晋商私家藏书在近现代山西图书馆和新式教育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影响。研究认为,20世纪前期的晋商私家藏书流散缔造了古籍文献、私人藏家与新式文教机构三者共赢的局面。

宋代书商市场意识述略

宋代书商在发行图书过程中已有现代市场意识,尤以读者意识、品牌意识、创新意识、营销意识和定价意识最突出。宋代书商市场意识的形成得益于刻书技艺进步和出版政策变迁所引致的外在环境空间。它的形成对宋代图书产业、文化传播和社会风气影响至深,并奠定了中国古代后期图书生产和书籍传播的基本轨道,后世明清书商的市场意识亦大多肇始于宋代。了解我国传统时代的书业市场意识,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为当代图书产业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近现代山西地权分配研究:回顾与前瞻

作为反映中国近现代农村“人与土地”紧密关系的指标,地权分配的集中程度备受中外学术界关注。数十年来,聚焦近现代山西地权分配研究的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值得注意的是,既有研究在部分问题的认识上存在分歧和争议,在基尼系数计算和土地数据处理上尚未形成统一标准。因此,对现有文献进行述评是推动山西地权分配研究不断深化发展的重要工作。文章在纵向回顾近百年来山西地权分配的研究内容、研究成果和研究进程的基础上,着重讨论地权分配基尼系数计算这一技术手段的应用问题,并从研究方法、研究史料等方面对今后的近现代山西地权分配研究进行反思与展望。

近代山西票号分号选址布局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日升昌与合盛元为中心的考察

清道光以来,山西票号的勃兴成为清代晋商在中国商业史上留下的光辉业绩。山西票号联号管理制度下分号的选址与布局直接影响票号的发展路径和经营绩效。在搜集整理清末民国山西票号分号史料基础上,以日升昌与合盛元票号分号为个案,运用经济地理学理论和"成本-收益"等分析工具,考察近代山西票号分号选址与布局的空间格局,对于拓展山西票号及金融史研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在此基础上,总结近代山西票号分号选址的影响因素和历史经验,对于当前金融企业运营亦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唐代折变管理初探

所谓折变,意指财政收支过程中的物资折换与变通。折变始于秦汉时期,历史较为悠久。在唐代以前,折变仅在财政收支的个别领域运用,到唐建国以后,正式将折变作为调控政府财政收支的基本制度。唐代折变种类多样,包括租的折变、调的折变、地税折变、户税折变、榷税折变、劳役折变、俸禄折变、军费折变、政府采购经费折变等九个种类。

明清商人私家藏书的实践逻辑

本文在爬梳地方文献的基础上,以明清时期晋商的藏书实践作为研究个案,重点剖析明清商人私家藏书的实践逻辑。研究认为,商人对文化资本和社会声望的追求是私家藏书的最大动力,经济资本、东掌制度和书商职业等诸项条件,从物质基础、时间保证以及购书便利等方面为晋商藏书提供助力。与"士人藏书家"相比,明清商人私家藏书的出发点并无明显差异,但在聚书过程中更具经济优势和职业便利。

唐代运河工程的成本收益分析

大运河是唐代物资转输的主要水路通道,运河的水情与航情关乎唐代国计民生,但是,唐代运河水道长期存在易淤、水浅等航行困境,故兴建和维护运河工程成为唐代政府经济管理要务之一。本文借鉴＂成本-收益＂的研究视角,以唐代运河工程的兴建和维护为中心,考察运河工程的人工、物料等经济成本和生态环境、百姓赋役等社会成本,探究唐代政府、官员、公众等不同参与主体所得收益,并尝试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厘清唐代不同时期运河工程效益波动,剖析唐政府运河工程决策的影响性因素,揭示唐后期运河工程经济效益低下与运河工程数量激增这一＂悖论＂出现的历史动因。

陕甘宁边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群体

1937年以后,随着延安各干部院校普遍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学师资力量短缺问题日益严重。1937至1938年,中共中央从北平、上海等地征调王学文、王思华等一批党内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赴延安教学。这些学者普遍具有海外留学经历,大多曾在各地高校讲授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翻译、著述颇多,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到达延安后,他们深入开展教学、研究、社会调查等理论与实践活动,在推动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教学体系、培养青年教师、深化学术研究以及服务根据地经济社会建设等方面,均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