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民警幸福感实证研究

民警的主观幸福感主要是民警的快乐程度和满意度,包括工作快乐程度、生活快乐程度、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尊严感等指标。本实证研究没有证实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与民警的幸福感有一定影响,但证明收入水平对民警主观幸福感有影响;同事关系、邻里关系和家庭关系对民警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比较显著;民警参与率越高,他们的满意度和快乐程度越高。可以据此采取针对性措施提高基层民警的主观幸福感。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生存状况、社会距离与管理创新思路——基于全国五个城市的调查

自"孙志刚事件"之后,流浪乞讨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2010年,课题组在全国五个城市对流浪乞讨人员的生存状况进行了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流浪乞讨人员的来源地、年龄结构、文化程度、家庭婚姻、收入状况、日常活动、乞讨行为、乞讨引起的治安问题及乞讨的原因等。研究表明,经济贫困、乞讨文化、个人生活方式选择和制度缺失等因素是乞讨现象发生的重要原因。在治理对策上,建议实行以疏导为主的社会政策,推行人性化管理,建立多元化的救助体系,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宣传教育,制定《社会救助法》。

中西方社会距离的研究综述

社会距离是人与人之间或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理解与亲密的程度和等级,可分为主观距离、行为距离等。造成距离的原因很多,除了制度很均衡因素以外,还有社会地位差异、文化差异、空间隔离、生物差异等因素。

当前我国城市警民距离的实证研究——以北京、天津、深圳、成都、衡水五市为例

调查对象对民警的理解、信任程度处于中、近距离之间。调查对象对警察的理解程度较高,信任程度次之,声望评价再次之,认同程度和亲和程度最低。调查对象与警察的距离大致保持在"做邻居"和"交朋友"的距离上,大部分人并不想与警察保持较亲密的关系。刑警、社区民警、户籍警和治安警与居民的社会距离较小,而协警、刑警和交警与居民的社会距离较大。经济地位、文化差异对警民距离具有一定影响,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越高的调查对象,他们与警察的距离越大。居民与警察的接触率、见警率对社会距离的影响比较明显。

我国大城市农民工与市民社会距离的实证研究

社会距离是人与人之间或群体与群体之间关系亲密或疏远的程度和等级。社会距离可分为主观社会距离和客观社会距离。距离的等级可分为近距离、中距离和远距离。西方社会学认为,文化差异、隔离、居住时间、社会地位差异等因素都对社会距离的形成具有影响。实证分析表明,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距离属于远距离等级的泛泛之交,双方交往机会很少,主观距离比较大。大部分市民对农民工持排斥态度,双方交往具有非对称性。与西方社会距离研究相比,文化差异、地位差异和空间隔离等因素依然是影响农民工与市民社会距离的重要因素,制度限制或制度供给不足是影响社会距离的深层次影响因素。因此,缩短社会距离的主要对策是转变政策理念,建立公平、公正、合理的城市政策。只有这样才有利于逐步提高农民工的社会地位,缩短文化差异,为和谐社会构建铺平道路。

差异性态度与交往期望:农民工与市民社会距离的变化趋势——以北京市为例

农民工与市民在社会距离变化感受、相互理解程度、交往感受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农民工认为他们与市民的社会距离缩小了,但市民认为他们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扩大了。差异性态度可能是交往期望差异造成的。整体上看,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距离呈现扩大趋势。社会距离扩大的原因除了与双方社会经济地位差异、文化差异、空间隔离、交往频率等因素有关系外,还与城市人口规模变化、政策调整和流动人口犯罪有关系。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城市化、流动人口管理等方面的建议。

农民工的组织化及其治安对策研究

调查结果显示,有三分之一的农民工参加过同乡会,有三分之二的农民工没有参与。相关性分析证实,经济地位、社会距离、社会冲突、安全感对农民工加入非正式组织的行为具有一定影响力。应尽快建立农民工就业支持体系和涵盖城乡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创造良好的城市治安秩序,提高社会安全感;加快制度创新步伐,积极引导农民工加入城市正式组织,消除市民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和歧视,并提高农民工文明程度。基层公安机关要建立农民工治安组织,动员农民工参与社区治安活动,在社区农民工群体中发展信息员,加强农民工与基层警务组织的合作。

我国治安学存在的理论问题与学科发展的基本思路

当前治安学研究中存在的基础理论问题有三个方面:1.学科发展的历史局限性,包括理论体系的制约、部门办学的制约和学科体系的制约。2.学科基础理论建设不足:研究视角比较狭窄.研究对象模糊,研究内容和学科性质不确定,治安主体比较单一。3.理论建设严重脱离实际:没有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做出适当的调整;没有充分吸纳学术领域中的新理论。研究视角对于引导学科发展和社会实际治安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治安学的研究视角应具有“大治安”的特点,即具有较大的理论包容性。从社会系统出发探讨社会秩序运行机制的发生、发展、影响及结果。在此视角之下,治安学学科体系应确立社会秩序概念在其研究对象中的核心地位;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研究;靠近社会学,呈现综合性和学科交叉的特点,走实证化的研究道路。

论治安学的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的确立是学科体系构建的基本前提。从治安管理学和治安学研究对象的研究状况看，学术界普遍认为“治安”是治安学的逻辑起点，治安、治安秩序、社会秩序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普遍承认治安秩序是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对于研究对象的论证大多以治安为核心。从多种学科对于秩序、社会秩序的研究结果判断，以“社会治安秩序”作为逻辑起点较为恰当。社会稳定与安全是社会治安秩序的两个主要的社会属性，也是治安学长期以来关注的两个研究领域。在对治安学的逻辑起点和研究内容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以“社会治安秩序运行机制”作为治安学的研究对象，比治安现象论、治安规律论等理论更具备特殊性、概括性、抽象性和可操作性。新的范式不但可以包容以往的研究，便于建构治安学的研究内容和学科体系，而且更有利于解释治安现象、解决新的治安问题。

城市治安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策——以泰州为例

应用犯罪学、治安学的理论,对治安的概念及其指标和影响因素进行新解读,以此为基础,结合社会治安调查数据,对泰州的幸福感、满意度、安全感进行了统计描述,并检验了影响社会治安多种假设。泰州市的幸福感、满意度和安全感都非常低。主要治安问题是一般性的治安案件,如盗窃、交通违章和纠纷等。影响治安的主要因素是制度因素。其中,心理失衡、文化素质差距、社区文化建设不足对治安的影响显著,收入差距的影响较为有限。建议继续缩小城乡差距、在城市社区设置社区阅览室和图书馆;抑制房地产、加快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改革;增加警力、提高警察待遇,管好辅警等。

空间隔离与集中化生存方式:城市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距离研究

统计分析发现,的确存在城市农民工自愿性隔离现象。一方面,农民工在择业的时候,往往采取集中化就业行为,来自同一籍贯的农民工在某一行业"裹窝"就业;另一方面,同乡农民工在居住方式上也采取聚居形态。统计数据证实了隔离与社会距离的相关性,聚居和集中化就业现象是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距离产生的重要原因。数据分析发现,文化程度与农民工的就业和居住方式之间有一定相关性,文化程度低的农民工喜欢采取集中化的生存方式,而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工,这种取向比较少。农民工的集中化生存方式一方面为城市农民工提供了安全保障,但另一方面影响了城市社会的稳定。在治理方式上,城市政府应该秉持因势利导的原则采取疏导为主的政策,一方面为城市农民工提供各种服务,以安定人心;另一方面,要加强农民工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

网络群体性事件风险评估初探

网络群体性事件风险评估具有有效预防和正确处置网络群体性事件、科学配置警力资源等重要价值。网络群体性事件风险的成因主要有环境风险、网民风险、网络安全风险和网络管理风险等。风险识别包括对网络群体性事件安全需要和安全价值识别、外部威胁识别、管理系统脆弱性识别和安全措施漏洞识别。风险评估方法主要有定性分析法、定量分析法和综合分析法。应对措施包括风险预警、风险消除、风险降低、风险分散、风险转移和风险自留。

社区文化对治安的影响研究——以江苏泰州为例

文化与多数社区心态指标具有明显的相关性。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文化活动越多,他们的幸福感、满意度和安全感越高。而幸福感等心态指标又与社区违法犯罪行为有密切关系。社区文化对治安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社区群众的心态而影响治安状况的。针对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应加强社区文化和警营文化建设。

论多媒体教学模式在教学中的应用

一、多媒体教学与多媒体教学模式的定义 多媒体教学，又称之为计算机辅助教学(computer assisted instruction，即CAI)，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对象的特点，通过教学设计，利用多媒体计算机，综合处理和控制符号、语言、文字、声音、图形、

我国治安学基本问题研究述评

我国治安学研究领域已逐渐从二元模式走向多元模式 ,治安学研究视角出现了宽泛化倾向 ,社会治安问题、社会秩序问题逐渐成为治安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研究重点。鉴于治安学与社会学在研究领域、研究视角、研究对象上的一致性 ,治安学在学科上可归属于社会学的分支学科。

农民工与市民通婚意愿的实证研究

通婚意愿是检验群体关系及社会距离状况敏感化的变量。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大城市农民工与市民在通婚意愿上,表现出非常大的社会距离。大部分农民工不愿意与城市人谈恋爱和结婚,大部分城市市民对子女与农民工谈恋爱或结婚表示出强烈的不赞成态度。究其原因,制度歧视和文化差异是深层次的原因,而经济地位悬殊、空间隔离、偏见歧视态度、缺乏交往机会是影响通婚意愿和产生巨大社会距离的直接原因。

政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农民工社会距离研究的一个视角

政策意愿是指能够对政策或制度制定起重要影响的阶层或群体的心理、情感、思想观念、价值观、生活习惯等主观因素,它是社会优势群体或阶层对制定新政策的观点和看法。实证分析发现,对城市政府制定政策改善农民工待遇表示支持的市民占据多数,表示反对的市民占据少数。年龄越大的市民越倾向于限制农民工,即年龄大的市民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大于年龄小的市民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移居城市时间越长的市民,越不愿意支持改善对农民工的待遇。支持或反对政策调整的行政干部会占一半。政策意愿与主观心理感受、交往行为有相关性。从北京市而言,大部分市民可能会对为改善群体关系、缩小社会距离而推行新的利益分配机制表示理解和支持。

警民距离:农村流动人口警察满意度实证研究

实证调查显示,大部分农村流动人口对警察的满意度较高。交叉分析结果显示,年龄较大的农村流动人口和女性农村流动人口对警察的满意度较高,而年龄较小的1980年代出生人口和男性农村流动人口对警察的满意度较低。相关性分析显示,农村流动人口的安全状况、农村流动人口的治安参与率,对警察满意度评价的影响非常显著。研究还发现,冲突频率、社会距离、流动人口管理制度合理性评价、政府和市民的满意度,对农村流动人口的警察满意度的影响很大。经济地位和文化程度对满意度评价没有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区警务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建议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应放在提高社区居民与警察的接触频率上来。

关于在大学本科教学中推行研究型教学模式的再认识

一、研究型教学的研究状况研究型教学又被称之为研究性教学、研讨式教学和研究主导型教学。据称，在19世纪初由德国著名教育家洪堡最早提出了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原则，为研究型教学模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提出了著名的“发现教学模式”。该教学法鼓励学生发现自己猜想的价值和可修正性，培养学生运用心智解决问题的信心，培养学生的自我促进。布鲁纳的“发现教学模式”成为后来探究性学习和研究型教学的先导。

我国社会制度模式及发展趋向初探

我国改革前的社会发展目标是追求单一的社会发展指标,属地管理和二元结构是其主要特征,城市保护主义或城市意识成为文化模式的主要特点。改革后的社会目标经历了两次飞跃,和谐社会成为制度创新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制度选择的重要举措就是在和谐社会理念指导下,从社会发展目标、文化模式、制度体系等方面进行社会制度模式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