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刑事政策化路径之反思

晚近以来,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关系备受关注,从“李斯特鸿沟”到“罗克辛贯通”,两者的关系由分离变得交融,刑事政策对刑法体系产生着越来越明显的影响,即呈现刑法刑事政策化的现象。文章对刑事政策对刑法的影响进行了探讨,首先阐述了刑法刑事政策化的两个层面,一是司法层面,即刑事政策司法化,刑事政策通过影响司法活动来影响刑法的适用;二是立法层面,即刑事政策立法化或称刑事政策刑法化,刑事政策的价值与精神被直接吸纳进刑法中。描述了中国刑法刑事政策化的相应的路径以及具体适例,从而在具体现实的基础上对刑法刑事政策化进行了分析与反思,总结出了我国刑法刑事政策化过程中所需注意的内容:一是刑事政策影响量刑要有限度;二是刑事政策应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影响定罪活动;三是刑事政策立法化时要兼顾刑法稳定性。

论刑法构成要件外结果对量刑活动的影响

刑法构成要件外结果属于影响责任刑的酌定量刑情节,在司法实践中被频繁运用,对量刑活动的影响较大。但是,刑法理论对其研究不深入,相关量刑工作无章可循,导致构成要件外结果对量刑活动的影响程度在不同案件中差异较大。为应对构成要件外结果对量刑活动影响的混乱局面:首先,应充分认识到构成要件外结果的意义与价值,通过三个层面的限缩--政策层面、客观层面、主观层面,筛选出真正能够影响量刑活动的构成要件外结果;其次,在对构成要件外结果的具体运用中,要在责任刑的“点”的基础上对构成要件外结果进行考量,并注意顺应不同时期的刑事政策;最后,若要达到刑法治理的精准化,有力改变实践中的混乱局面,应出台与构成要件外结果相关的司法解释。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适用:现状、争议与路径选择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在2021年位列“全国刑事案件数排名”前十,其扩张趋势之快遭到理论界的诸多质疑,甚至被指责为当今的新型“口袋罪”。为防止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过度膨胀,消除其“口袋化”倾向,要考察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适用现状,从而审视其中关于“竞合”、“明知”、“情节严重”等争议点。通过化解争议让该罪的司法适用更为明确,为消除“口袋化”倾向打下基础。进一步地,需要选择一种限缩性的司法适用路径,从政策层面与法解释层面控制该罪的适用范围,达到刑法保护法益机能与保障人权机能之间的平衡。

刑法法益的立法检视机能之困境与坚守

随着犯罪理论的演进与发展,法益概念已经成为现代刑法学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发挥着重要的立法检视机能。但在立法活性化的今日,该机能遭遇理论上的质疑与实践中的困境。一方面,抽象危险犯的立法例增多,法益概念变得模糊与空洞,沦为立法者自圆其说的理论工具;另一方面,法益理论难以具体地运用到实践中,缺乏比例原则所具有的可操作性。经过深入分析后发现,这些批判是片面且难以成立的,刑法法益的立法检视机能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在理论与实践中不可抛弃。应借鉴商谈理论与比例原则的思路,在把法益分为原生法益与次生法益的前提下,将立法检视机能的发挥具体化为四个步骤,对两类法益进行区别式考量,从而使该机能落地并产生实效。

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的误解澄清与理性选择

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曾经进行得如火如荼,但仔细考察,则会发现双方的观点差异甚微。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均遵守罪刑法定原则,均采纳形式判断与实质判断相结合,均受文义解释的约束且拒绝类推解释。双方在不同层面进行论战,存在诸多误解。应走出这种无意义的争论,认识到解释结论的差异源于每个解释者的信念体系和价值观念等主观因素的不同。这种差异在疑难案件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是刑法解释无法克服的,应诉诸刑法论证加以解决。刑法解释与刑法论证的哲学根基有所不同,解决具体案件的思路也存在差异。对于大多数案件来说,仅采用刑法解释就可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不必再动用刑法论证;而在处理疑难案件时,应结合刑法解释与刑法论证的方法,运用主体间性思维解决刑法适用的困境。

高压匀质处理对纳米纤维素自聚集特性及气凝胶结构的影响

木材细胞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许多直径在纳米尺度、具有高长径比、高比表面积和丰富表面基团的纤维素分子聚集体。基于“自下而上”的思想。利用层层分离法从木粉中分离出纳米尺度的基元纤丝。首先，通过化学和超声预处理并结合高压匀质处理的方法从木材中分离制备出纳米纤维素（CNF）；然后，通过冷冻干燥的方法将CNF进一步组装加工成纳米纤维素气凝胶。研究发现。超声结合匀质的方法。可得到均匀纤丝化的CNF，具有低直径尺寸分布（纤丝直径为1—3nm）和高长径比特征，但氢键作用的影响使得单根纤丝又易重构为簇、带状的聚集体形式。随着CNF溶液浓度的增大，所形成的气凝胶密度增大，孔隙度降低，结构由以纤维为主。转变为纤丝交织的片层结构。本研究所得的气凝胶可广泛应用于包装、生物医药、吸附材料等领域。

违法性认识理论探究——以“非遗传承人获刑案”为例

司法实务中对违法性认识理论的适用存在争议,究其原因,在于违法性认识理论的适用方法与步骤不清晰。在责任主义原则与刑事政策精神的张力之下,应以违法性认识可能性为理论核心,明确违法性认识可能性的判断标准与考察路径。首先,应明确判断标准,区分"个别人标准"与"类型人标准";其次,审查行为人是否存在怀疑行为合法性的机会,采用两阶段的判断方法,从客观到主观逐步判断;最后,考查行为人是否已尽查明法律的义务。完成违法性认识可能性的考察后,为协调理论与实践的差异,不存在违法性认识可能性时,应定罪免刑;存在违法性认识可能性时,根据违法性认识可能性的大小从轻或减轻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