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网络诈骗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理论逻辑与程序构建

基于网络治理的系统观念和问题导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47条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在电信网络诈骗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原告主体资格,旨在促进刑民责任承担的有机衔接,实现对电信网络诈骗的一体化、各环节、全链条防范治理。作为对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提起的新型诉讼制度,其理论逻辑和具体规则尚不完备,立法支持和实践经验均严重不足,应明晰电信网络诈骗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具有正当性与必要性。同时,厘清案件可诉范围和人民检察院职能定位,以一体化思维疏通管辖难题,以智慧司法赋能协同治理,为司法提供有效的程序框架。

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法律定性与入罪限缩

理论界对于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法律定性一直存在争议,主要有中立帮助行为正犯化说、量刑规则说、积量构罪说等理论,各有合理性与局限性。有必要明晰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法律性质,既要借鉴共犯限制从属性理论,将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置于传统共犯框架范围内初步筛选,又需综合考量帮助者的主观犯意与受助者所实施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肯定其介于独立性与从属性之间的法律地位。同时,以类型化方式实现对帮信罪的限缩适用,在司法适用上以法益论为内核摒除积极入罪思维,在此基础上区分可罚的中立帮助行为与不可罚的中立帮助行为,为网络中立帮助行为设定多元出罪路径,既要发挥帮信罪兜底性罪名的立法期许,又应对本罪名进行限缩解释,以防其沦落为网络空间口袋罪。

有组织犯罪财物处置问题及其对策

当前,我国已有有组织犯罪所得没收程序来解决涉案财物处置问题,但其仅适用于被告人不在场的案件。在被告人到场案件中,有组织犯罪财物处置依然面临程序规范缺乏的困境,造成侦诉程序中只注重犯罪财物的证据属性以及有组织犯罪财物的审判不透明,这导致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受损。因此,应在被告人到场案件中构建独立的有组织犯罪财物处置程序,以此通过举证质证和法庭辩论明确涉案财物的权属,保护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合法财产权益。

明确责任型缺席审判中被告人权利保障的悖离与纠偏

2018年的《刑事诉讼法》在立法层面上确立了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在被告人缺席诉讼的情况下,辩护权的行使缺位极易造成控辩双方不平等的局面,以至于损害被告人的知情和救济等权利。在强调诉讼效率的情形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在保护被告人的权利与打击犯罪上存在一定的冲突,被告人权利的保障成为平衡效率与公正的关键。因此,在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中实现被告人的权利保障迫在眉睫。

法制、权威与秩序:人民调解的转型实践及其未来走向

在国家和地方的积极推动下,人民调解不仅在近些年实现了复兴而且正在进行制度转型,其核心特征是传统权威与司法权威相融合,通过民间调解将矛盾解决在审判之外,具体体现在人民调解功能的扩大化、人民调解员的法官化、人民调解场所的法庭化、人民调解组织评判的终局化。这种转型稳固了乡村社会的秩序,减轻了国家审判机构的压力,同时也造成了实践中"矛盾外推"、"审判虚无"的弊病。应在坚持以审判为原则的前提下,通过制度完善,解决上述问题,推动人民调解的法制化。

“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完善

庭前会议的制度设计目的在于优化诉讼资源配置、解决程序性争端、整理案件争点。目前该制度存在启动方式不明确、被告人缺乏程序参与权、程序的效力未定等问题,并未充分实现制度设计的初衷。完善的思路在于明晰庭前会议的启动方式、完善被告人的参与权、明确庭前会议的效力等,并在此基础上完善庭前会议的相关配套理念和司法制度。

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概述

由人民法院最终决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罪,是"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目的。我国长期存在的"以侦查为中心"诉讼构造导致法院的审判流于形式,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如何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较热的研究课题。推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必须改变"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构造,使法院的审判真正成为刑事诉讼制度的重心。另外,改革也必须结合实践,不断进行调整、完善,坚持贯彻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

惯习、策略与规则:司法场域视野中的涉诉上访

近年来,涉诉信访现象不断增多,不仅加大了法院系统的工作压力和资源投入,而且对正常社会秩序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从而不利于法治国家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本刊特意组织的这三篇文章,有的以司法场域理论为理性分析工具来探讨人们策略选择的惯常规则,在此基础上提出通过增加制度供给、促成规则重构来引导涉诉上访的未来走向;有的立足于解决纠纷的政治方法与法治方法的对立统一性,提出要完善现行法律制度、降低群众对信访效果的预期,在法治框架下对涉诉信访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有的论述了建立统一涉诉困难群体经济救助制度的构想,这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如何预防和减少涉诉信访现象。

人民调解的知识谱系及反思

目前全国各地纷纷开展人民调解改革的试点工作,但其思路多为借鉴西方的经验以解决中国的问题,值得反思。其实考察60年前的人民调解制度会发现,诞生于本土的人民调解制度已经形成了系统的制度体系,目前推行的一些试点性制度在当时已经普遍实行,我们应当重视发掘和利用这种法治本土资源。

关于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证分析

刑事和解制度有助于减少羁押、节省诉讼资源、实现恢复性正义。但在实际运行中,刑事和解也引发了人们对和解滥用和暗箱操作的担心。在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存在的功能性缺陷和配套措施的缺失成为突出的问题。从困境中突围的思路是树立刑事契约观念并引入诚信原则,同时从立法层面规范和解程序,并建立司法转处等配套措施。

论“审判中心”改革下我国侦诉审工作机制的重构

"审判中心"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将刑事诉讼的重心转移到审判阶段,使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在审判中完成。由于我国长期实行"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模式,侦诉审工作机制存在较多的缺陷与问题。要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需要对我国侦诉审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应的工作机制进行重构。强化侦诉审之间的制约机制,完善案件的分流机制,重塑庭前准备机制以及健全庭审质证机制成为改革的重要措施。

论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完善

以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超期羁押、高羁押率和理论上羁押的不合理为起点,从我国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现行规定分析,反思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在审查主体、程序、证明责任、审查范围、权力救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国外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中相关程序制度进行借鉴,提出对应的解决措施,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保障人权,推进司法改革,促进法治建设。

认罪认罚视野下证据开示制度的实践路径新探——以我国刑事程序“繁简分流”为视角

刑事审判程序“繁简分流”是目前我国处理刑事案件的基本趋势,而证据开示制度是充分发挥不同审判程序功能的重要审前保障性程序和机制,在我国具有设立的正当性及现实依据。该制度在英国以及日本等国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证据制度,据此结合目前我国的刑事程序“繁简分流”的设置,探讨该程序机制下我国证据开示的制度构建与实践路径,并对是否赋予被告方阅卷权予以探析,以保障其认罪认罚之自愿性与真实性,从而为我国认罪认罚的有效实施提供证据层面保障之新思路。

刑事缺席审判程序适用中的相关问题思考

刑事缺席审判程序在法律条款中的出现标志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建立,使刑事缺席审判的司法价值付诸实施。理论探讨表明在刑事缺席审判程序适用过程中,在证明标准、缺席被告人辩护权与上诉权保障、救济与违法所得程序方面存在突出问题。证明标准不一,使不同类型的缺席审判案件做不到公平公正;被告人辩护权得不到完整保障,刑事诉讼任一阶段无法主张辩护权都是对被告人的伤害;缺席审判救济方式单一,被告人有权选择适当的救济方式;目前违法所得程序与缺席审判程序存有交叉,制度设计中选用何种程序更为便利公正应为立法者考虑。建议扩大案件适用范围、建立异议审查程序和规定严格的适用条件以应对上述问题。

“漂移”的证据制度:类型界定与反思

证据制度类型的研究日渐成为学界的关注点,众多学说的背后既隐藏了对权力滥用的担忧,也显现出证据制度类型界定的"漂移"现象:概念批量生产造成理论混乱、理论界定与司法实践严重脱节。诸多学说并未真正突破法定证据与自由心证的二元类型框架,中国实质上应被纳入自由心证的制度范畴。但"谁的心证"和"如何自由"则需结合中国司法场域的运行实践,进一步认真追问。

审查起诉阶段《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问题研究

在司法实践中,《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衔接存在一些问题:监察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时缺少刑事立案程序;退回补充调查阶段被调查人所受强制措施规定模糊;《刑事诉讼法》中关于监察证据的适用和转化规制模糊。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建议建立监察案件专属的刑事立案程序;规范监察案件退回补充侦查阶段对被调查人采取的强制措施的规定;明确《刑事诉讼法》中关于监察证据的使用和转化规定。

刑事直诉程序问题研究——以侦查阶段直诉案件办理为视角

刑事直诉程序作为近年司法制度改革的一项成果,虽然在司法实践中表现良好,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以侦查阶段为例,由于存在立法的缺陷,配套制度的不完善,侦查时间不受约束,社会对直诉程序的误解等因素,导致刑事直诉程序难以推广。对此,建议完善逮捕适用条件的立法,建立和完善相应的配套措施,约束侦查时间,改变司法观念等措施,促进直诉程序的广泛适用。

检察院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理解与适用——以《人民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规定(试行)》出台为背景

201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发《人民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规定(试行)》,其主要是针对2012年《刑事诉讼法》确定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而制定的。与《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相比,《人民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规定(试行)》的立法进步表现在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概念、主体得以明确,流程、期限得以确定等,但还是存在审查建议无刚性效力、审查方式操作性不强、审查范围有待进一步扩大、缺乏救济措施等问题。为了促进法治进步,具体可以采用将建议权改为决定权、借鉴外国的审查措施、设置对审查结果的救济程序等措施完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模式初探

诉讼模式是未成年人犯罪诉讼程序构建中的重要问题。从世界范围来看,少年司法经历了从福利模式到惩罚模式再到混合模式的嬗变。目前,混合模式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未成年人犯罪诉讼程序发展的方向。

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理论反思

刑事诉讼模式的反思是当前的学术热点问题,关系着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源于西方的经典刑事诉讼模式理论对当下的中国刑事审判实践解释力不够,而本土理论则在"何为诉讼"以及刑事诉讼模式关涉的要素等方面含混不清,严重影响到刑事诉讼模式理论的自身完善与刑事司法改革指导功能的发挥。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应因地制宜,并立足刑事诉讼法的实践状况,从宏观的诉讼阶段上来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