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神木县志》纂修特征及其历史价值考论

清代神木地区先后纂修了两部方志,即为清雍正《神木县志》与清道光《神木县志》。因现存清雍正《神木县志》的版本内容部分残缺,目前学界对该志的真伪及成书年代尚存争议,莫衷一是。清道光《神木县志》的成书年代较晚,内容保存完整,是神木旧志的代表之作。经考证,现存版本的清雍正《神木县志》并非为清道光《神木县志》中纂修者所提及的四本抄志,清道光《神木县志》也并非是在现存雍正《神木县志》的基础上纂修的,两部志书在体例及内容书写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所载内容相互抵牾,纂修方式并无明显地顺承关系。雍正《神木县志》的体例较道光《神木县志》为优,但内容远不及道光《神木县志》丰富详实,二者互有优劣,各有千秋。两部县志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军事史、文学史、民族史、社会风俗史的重要文献资料。

从垄断到竞争:近代藏区边茶贸易市场体系变迁研究

汉、藏间边茶贸易历史悠久。早在唐、宋时期,藏区和内地之间就结成了以茶马互市为中心的经济交往;明、清时期,茶马贸易获得进一步发展,并形成了以"引岸制度"为主要特征的边茶贸易市场体系,边茶贸易因而成为汉、藏间的联系纽带和最重要的商品交换方式。历朝中央政权通过这种边茶垄断贸易达到羁縻边疆少数民族,进而有效管理边疆地区的目的。然而,近代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的发展,印茶和滇茶业异军突起并开始冲击边茶的固有市场,曾经为边茶所独占的藏区茶叶垄断市场日渐分崩瓦解,并最终形成了边茶、印茶及滇茶三方自由竞争的市场格局。

20世纪30年代日本煤在中国市场倾销原因浅探

20世纪20—30年代,日本煤业在其政府的支持下,利用日圆汇率跌落的机会,向中国市场大肆低价倾销其过剩的煤炭,以达到垄断中国煤炭市场的目的。这种以政府为背景的经济侵略给中国民族煤矿业以沉重的打击,使中国民族煤炭工业的发展更趋艰难。

传统冲突与现代转型:近代康区黄金矿业开采问题研究

清末赵尔丰督边与民国刘文辉主康时期,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康区黄金矿业开采获得了飞速发展。但是,因为受制于当时康区政治环境、社会风气、治安问题以及开采技术等诸方面因素的影响,康区的黄金开采还存在很多方面的困难,这些因素阻碍着康区采矿业的发展。

从“市场垄断”到“经济自卫”:近代中国水泥业同业联营问题浅探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水泥业市场的竞争空前激烈。民族水泥行业不但要面对国内同业间的激烈竞销,而且也面临着外国同业的倾销威胁。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民族水泥业间采取了同业联营的经营方式,从而形成企业间合作的优势,达到多方共同发展的目的。近代中国的这种同业间联营行为表现为被迫性、不完全垄断性和松散性等特点,它是在特殊经济环境下民族企业间形成的一种特殊垄断形式,是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本身利益受到外力威胁时所采取的一种经济自卫行为。

早期大生纱厂内部治理结构的发展及其特征研究

1895年,张謇在南通创设了中国近代有开拓意义的民族企业——大生纱厂。在大生纱厂早期,其内部的管理体制经历了从典型的集权性运营机制到建立起以股东大会、董事会、查帐员为基本特征的三权分立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发展过程。但大生纱厂内部治理始终表现出很强的时代特征,即体现为张謇个人在企业内部的集权特性。这种集权性也是中国近代民族企业早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特点。

从大生纱厂看中国近代早期民营企业的经营特征

1898年,张謇于南通以股份制组织形式创办了大生纱厂。张謇借鉴当时其它民族企业的创办经验,使大生在申请创办、集资、企业股份、公积金、企业所负责任形式和管理体制等方面形成了一定时代特色的运营机制。从现在的企业理论来看,这些机制也许不完善,但这些早期所形成的企业特征既反映了当时的第一代民族企业家在创业过程中的艰难和时代的局限性,也反映了那个时代民族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他们为中华民族的经济发展做出了特有的贡献。

抗战时期省营企业性质研究

抗战时期大后方许多省份涌现了一种新的企业经营模式——省营企业公司,其资金总量在当时国民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份额,为开发省地方经济、加强不同省区物质调节、统一经营省内企业等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省营企业公司与完全的国营企业在财政基础、投资主体、经营主体、经营范围及发展结局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其发展初期,它是作为和中央政府的对立面而出现;在抗战时期特殊环境下,中央政府需要发展地方经济以促进抗战,所以愿意花费大批资金发展省营企业,省营企业也因此获得了快速的发展;而在抗战胜利以后,中央政府不愿看到地方政府经济势力坐大,因此对省营企业的投资日渐减少,直至完全断绝,这直接导致了省营企业急剧衰落的结局,最后几乎所有的省营企业都因为资金困难而日趋破产。

从中华水泥联合会看近代中国同业组织的演进

近代中国水泥业为了自身的发展和适应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先后成立了中华水泥厂联合会和中华水泥工业联合会。在当时的情况下,水泥同业组织成为沟通政府和企业之间联系的纽带,促进了双方的信息互动,为政府的决策和企业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权利意识的回归:中华水泥厂联合会在近代反倾销实践中主体作用探析

近代中国水泥业为了自身的发展和适应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成立了中华水泥厂联合会。该会为维护商人的权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在近代反倾销税法规的制订、颁布与实施过程中担负着重要的主体作用,这种主体作用反映了近代同业组织权利意识的觉醒。

近代日本煤在中国市场倾销及其对国煤生产的影响

20世纪20~30年代,日本煤业在其政府的支持下,向中国市场特别是以上海及沿江一带城市为中心进行低价倾销。这种倾销行为给中国民族煤矿业以沉重的打击,国煤销售市场份额不断下降,煤的价格日趋低落,民族煤矿企业多处于破产或半停产状态。

清末《公司律》和北洋政府时期《公司条例》比较研究

在20世纪初期,晚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先后制订并颁布了《公司律》和《公司条例》,后者对前者既有继承又有较大的发展。《公司条例》实现了西方法律和近代中国社会国情的有机结合,在法人制度、公司分类及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机构等方面都较《公司律》更为完善,是我国近代立法成功的典范。

通俗化与政治化:近代经济史研究与教学中的资本概念

近代中国经济史教学中资本概念称谓更多的是历史习惯的延续,其内涵和外延并非名副其实,不能很好地表达其本身的含义。基于此种原因,为了研究和教学的方便,我们可以将资本概念的形式进行简化,即将近代资本形态根据其所有权划分为三种:外国资本、民营资本和国家资本。这种划分的好处在于标准单一,便于理解和接受,可以避免引起思想和逻辑上的混乱。

抗战时期大后方省营企业的股权结构与内部权力分配问题——以川康兴业公司为中心的分析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并决定以四川作为抗战的大后方根据地。为了发展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经济，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川康省政府决定创建川康兴业公司，促进大后方经济的发展。川康兴业公司是一家集中央政府、地方省政府、民间资金于一体的特种股份有限公司。社会各界希冀这种省营企业公司能改革传统官营企业的弊端，形成内部官商权力均衡的新型企业管理模式。但是公司在实际运营中，由于受到中央政府高层的干涉、公司内部的权力斗争及自身制度设计缺陷等方面的影响，公司内部管理始终难以摆脱官僚控制的局面，从而对其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抗战时期《特种股份有限公司条例》的颁布与实施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颁行的《特种股份有限公司条例》为国家资本进入更多的投资领域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促进了民营资金在国营企业中的投资,同时也有限度地保障了商股在公司中的股息分配和经营管理权力。

近代中国水泥工业发展研究综述

近代中国水泥工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学界对于近代中国水泥工业的研究已有相当成绩,很多学者开始突破阶级斗争的理论框架,并在诸多研究方面取得突破。但考诸现实,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在以后的学术研究中,学界有必要加强近代水泥工业资料的整理和挖掘工作,在全球视野下考察近代中国水泥工业的发展以及中国工业发展路径选择与转型问题,并为当代中国重工业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清末《公司律》和北洋政府时期《公司条例》比较研究

在20世纪初期,晚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先后制订并颁布了《公司律》和《公司条例》,后者对前者既有继承又有较大的发展。《公司条例》实现了西方法律和近代中国社会国情的有机结合,在法人制度、公司分类及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机构等方面都较《公司律》更为完善,是我国近代立法成功的典范。

清末《公司律》和北洋政府时期《公司条例》比较研究

在20世纪初期,晚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先后制订并颁布了《公司律》和《公司条例》,后者对前者既有继承又有较大的发展。《公司条例》实现了西方法律和近代中国社会国情的有机结合,在法人制度、公司分类及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机构等方面都较《公司律》更为完善,是我国近代立法成功的典范。

北洋政府时期公司注册制度研究

民国初期,北洋政府为适应经济发展,相继颁布了三部公司注册规章,使公司注册在程序和收费等方面渐趋合理。另外,北洋政府也重视公司注册制度的执行,取得了较好效果。北洋政府时期公司注册制度的日趋完备,满足了当时民族工商业者的商业需求,促进了民族经济的发展。

北洋政府时期公司注册制度研究

20世纪初期,北洋政府为适应当时经济的发展,相继颁布了三部公司注册规则,使公司注册在注册程序和应缴的注册费用等方面更趋合理。在公司注册的执行方面,北洋政府也作出了较大的努力,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北洋政府时期公司注册制度的日趋完备,满足了当时的民族工商业者进行公司注册的需要,从而促进了北洋政府时期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