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仙与隐逸——神仙道教文化对山林隐逸之士的影响

中国社会的历史长河中,隐逸现象是波及任何一个时期的重要而又独特的文化现象。魏晋时出现的神仙道教也深刻影响着古代文士们隐逸山林的思想和情趣。求仙访道是为了长生成仙,山林隐逸是为了避世求全,二者终极目的虽然不尽相同,但却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历史上许多道士即为隐士,而许多隐士同时就是道士。求仙使隐居生活更加充实、丰富,使隐居行为更富神秘色彩、更加超逸,也使隐居者的人生更趋诗化。而隐居山林也是修道成仙的重要途径,也成就着士大夫们的求道修仙之梦,让他们在清幽的隐居生活中享受到了仙界的自由与超越。

范仲淹知庆州与宋夏战争

宋夏战争始初,多数战役都以宋的失败而告终。范仲淹临危受命,奔赴西北边疆,采用清野固守政策,增强了宋军的战斗力,扭转了被动局面。对这一问题,历来论者的注意力多集中于公元1040年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副使兼知延州时的作用,很少有论者关注庆历元年(1041年)范仲淹知庆州4年对抗击西夏的作用。范仲淹由延州迁知庆州(今甘肃庆阳)、迁左司郎中、为环庆路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的4年中,择良将、练甲兵以治军旅;筑城修堡以强防御;军民屯田以实边郡;安汉、抚羌共御强敌。这些安边之策的实施极大地增强了宋军的战斗力和环、庆边境的整体防御能力,扭转了战局。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重订和约。以后20多年,宋夏和睦相处,极少边事。

中华农耕文化与古代文士的隐逸情趣

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长卷中,古代文士的隐逸之趣是其显著、生动的无尽主题。不管是归隐田园的隐士,还是身居庙堂的朝臣,山水田园都是他们心心向往的精神家园。究其原因,中华农耕文化是决定他们价值取向的主要原由。农业作为古代中国主要的经济方式,影响深远。扎根于农业文化土壤上的中华农人与自然的亲和感根深蒂固。故此,中华士人无论现实中是否归隐,他们总会把田园山林当作心中最圣洁、最美好的乐土而去追求。

唐人慕道与“桃源”意象之仙化

陶渊明构建了中国本土大同理想的社会蓝图——"桃花源"。后世对其含义的理解主要有二:一是现实的人间乐园,二是憧憬的理想社会。唐代这一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唐人笔下的"桃源"大多已成神仙居所。唐代道教大盛,帝王迷信神仙方药,文士崇迷域外仙界,民间则流行祈福攘灾的仙道法术。在此社会氛围和文化背景之下,唐代文士的意识深受影响,崇道是"桃源"意象仙化的主要动因。

唐代山水田园诗的道教文化意蕴

唐代是道教成熟和鼎盛时期。纵观历史,道教对于士人的影响之深莫过于唐。唐受道教的影响,最为直接和明显的表现就是唐代山水田园诗之道蕴。其一,道教自然无为、虚静素朴之道对唐人生命观和审美趣味的影响,表现为崇尚自然、亲近自然、超然物外的生命观和对人格自由精神的追求,使山水田园诗显现出清淡、自然的风格。其二,以道教神仙故事为母题,并借道教神仙世界的虚幻之影来表现对现实理想的追求,对山水自然的感悟,使山水田园诗绚烂瑰丽,体现出与众不同的面貌与特质。

从宋夏战争看范仲淹的国防意识

范仲淹居安思危,首倡富国强兵,力主加强边备,为沉浸于短暂和平的北宋敲响了警钟。他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既有效抵御了西夏侵略,又最大限度降低了战争损失。范仲淹居安思危的国防意识、富国强兵的国防政策和以战促和的国防策略对当时乃至后世都有警醒和借鉴意义。

通感手法在李贺诗歌中的表现艺术

通感手法 ,在李贺诗歌中的运用 ,其数量之多 ,运用之妙在中国古代诗歌中 ,是最为突出的。客观物象在李贺的笔下往往不是按其自然的本性和方式存在。而是经过位移和变形 ,再依作者的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重新组合在一起 ,使他的诗歌更加富有个性。在这种切割组接中 ,通感手法的运用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也是李贺诗歌风格形成的直接动因。

范仲淹戍边战略的儒学特质

范仲淹的政治影响及人格魅力为时人和后世所敬仰者甚众,但对他庆历年间戍边西北的经略思想则关注甚少。本文旨在通过对他经略西北边疆的研究,解读儒家"仁"学思想对他的影响。和平是人类永久的希望,范仲淹以"仁"为本的战略思想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和永久的生命力。

“桃源”意象在宋代诗文中的新变

自陶渊明在《桃花源诗》并《记》中,构建了中国本土大同理想的社会蓝图——"桃花源"模式以来,后世历代都有借此母题以寄托理想、抒写情志的诗文。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对"桃源"母题的理解也发生着不同的异变。唐人笔下的"桃源"大多已成为神仙的居所,而宋代诗文中,"桃源"意象的涵义已由唐人的仙界回落人间,趋向现实化,其讽喻性也明显增强了。究其原因,与宋代社会现实不无关系。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的时期,北宋内忧外患,南宋半壁河山。士大夫们的参政意识和忧患意识比前代都增强了,对现实的忧患与失望使他们不可能再像唐人那样幻想在仙界找寻理想的归宿,便把目光投向了对现实的整顿。于是,"桃源"意象在宋代走向现实便成为必然。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理念的革新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长期沿用的传统教学理念、教学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也须进行重新审视和改变。笔者以为,课堂教学应与实践教学相结合、传统教学手段与现代教学手段相结合以及重视美感教育与人文精神的培养,是提高学生阅读、鉴赏文学作品的基本能力,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实践精神等综合素质的有效途径。

北地战争与名将

古代庆阳(秦、汉为北地郡)西北与宁夏接壤,东南与陕西及平凉毗邻,"北控羌胡,南辖关陕",为长安西北的屏障,自古以来为边陲要塞,秦、汉是汉与匈奴的国界,隋唐吐蕃入侵,又成为边关要地,天宝后期,北地多次成为唐军与吐蕃决战的主战场。北宋时沦为西夏与宋的界碑,金人占据西北后,又成为金夏的边界。蒙古灭夏后,北地又成为金、蒙大战的前沿。综观历代之北地,兵事频仍,战火不息。战乱使北地人民饱受战争的苦难,同时,也产生了诸多名将,驰骋天下。

“山水”成为中国古代文士“体道”的文化根由

纵观中国古代文化史,无论儒学、道学,还是外来佛学,在古代文士对其接受或阐释的过程中,"山水"往往成为"体道"的共同媒介。这从历代文士留下的大量描写体道过程的文学作品和文献即可为证。究其缘由在于农耕文化对中华农人根深蒂固的影响,存在于中华文人潜意识中天人合一自然观的作用,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精神的浸润,中国古代文人隐逸情趣的渗透。

宋型文化视域下范仲淹隐逸诗歌的达观意趣

范仲淹并非隐士,也从未隐居,他自称“儒隐”,在地方为官也有“吏隐”思想的流露。他无论居于朝廷还是离京外仕,无论参政还是贬谪,均有诸多诗篇表现了山水隐逸之情。宋型文化造就了士大夫在“出”与“处”之间界限的模糊感,外仕为官、治世济民亦不忘徜徉山水、寻仙访道,诗意人生似“出”又似“处”,既实现了儒家拯世济众的理想,又不忘世外山水情致的体味。宋代文士对待生命的豁达之态,尤其在面对现实、表现苦难哀伤情绪时,独具宋人特质。范仲淹表现隐逸情趣的诗,没有失意之愤,只有潇洒超逸的旷达意趣,表现出的开阔胸襟体现了他志尚高远的精神境界,是儒、道思想相融的结果,也是宋型文化影响的必然产物。

中国古代文学对女性容颜美的表现

在人类文化史上,女性是宇宙奥秘的体现者。可在古代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妇女的人格价值得不到7社会的承认,对女性的赞美,很短暂,也很局限。可即使如此,也流传下了许多对女性形象赞美不已的篇章,或多或少也表现了对于女性美的肯定。本篇就中国古代文学对于女性容貌美的表现艺术试作如下的探究。

傅玄、张华对西晋寒门士人的影响

西晋门阀制度下的寒门士人,仕途艰难。士族与寒门的对立、矛盾十分突出。司马氏政权为了缓和士族与寒门的矛盾,采取了举寒素的政策,使部分寒士有了进仕的机会。傅玄、张华即是由寒门而致显位的典型。他们的成功为西晋一代寒门之士指出了一条通往理想的道路;同时,他们尚文采的唯美文学观也对寒门文人产生了深切的影响。

论中国古代诗文中女性美的表现手法——想象

中国古代诗文中,对女性容貌美的描写方法多样、生动。而想象是其中重要的手法之一。想象使人们可以根据他人提供的形象化描述—包括语言或以其他物质手段所作的描述—在自己意识中构成新的形象。在欣赏优秀的艺术品时,也需要调动欣赏者的创造性想象,使之能对原有形象的意蕴作新的开掘和补充。欣赏文学作品所塑造的形象,也需要审美主体展开想象的翅膀,再创造一个美的形象。

古代诗文中女性美的表现手法——比喻

古诗文中描写女性美多用比喻手法：明喻、暗喻、借喻、倒喻、较喻等等，所用喻体有动物、植物。正确理解比喻手法，可帮助我们准确解读古代诗文。

从田园诗看魏晋玄学对陶渊明的影响

陶渊明的田园诗物我融合、情趣流注 ,独具魅力 ;陶渊明的人生 ,变现实时空为审美时空 ,使现实人生成为审美艺术化人生的典范。而其形成的原因除了历来论者大多认同的“质性自然”之说外 ,魏晋玄学对他思想、情感的作用也是极其重要的因素。

李贺诗歌的反抗思想

李贺的诗 ,典型地表现了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普遍性的悲哀 ,曲折、形象地再现了他所处的那个冷酷、黑暗的时代 ,而且具有多数儒家知识分子不敢表现的或欠缺的反抗精神。他抗争着儒学的束缚 ,而又深受儒学的影响。

明清隐逸诗词的感伤情调

明、清两代的隐逸之士,大多出现在明初、清初,他们所处的社会时代,所面临的政治环境虽不同,但他们都有着易代之际的惨痛经历,都受着高压政治的摧残、迫害。因之,他们在绝望、悲戚中不得不选择痛苦的隐逸之途。且由于某些政治、文化制度的相似、文化思想的沿袭,致使文学领域表现出某些相似性。使这两个时期的隐逸诗文,都少了前代同类作品所表现出的超逸之气,却蕴藉了深厚的感伤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