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青少年帮派的三合会化:组织、活动与控制

在香港地区,青少年帮派已受到三合会的控制。青少年在参与帮派活动时,基本通过三类主要途径来实现其"三合会化"的过程。首先,青少年被蛛网式组织结构吸收进帮派后,被"大佬与小弟"的关系所牢固;其次,三合会元素与理念亦通过帮派日常活动而逐渐向青少年灌输;最后,青少年帮派中不言而喻、但又极具强制力的规矩与控制方法,使得其成员在受制于三合会控制的同时,亦逐渐被三合会的价值观所同化。可见,青少年帮派的三合会化为三合会组织提供了新的兵源,使其虽然经历了时代的变迁仍得以继续生存。

德育先驱:香港廉政公署基于青少年的廉洁教育

香港廉政公署不仅负责打击贪腐,还对香港市民进行廉洁教育,其中青少年的廉洁教育是其重要内容。廉政公署的社区关系处专门负责培育社会伦理道德。多年来,香港廉政公署通过学校推进德育计划,普及法治等核心价值观。学校课堂、课外活动、学生家长、教师的参考资料等都成为推进廉洁教育的重要场域。香港的小学生和中学生是青少年廉洁教育的主要对象,反腐败、正义、诚信、金钱观、守法、权利意识等各个方面都是对中小学生进行德育的重要目标。评估结果显示,大部分人对于香港青少年廉洁教育都给予了正面评价。

澳门青少年偏差及违法行为现况分析

差异接触理论最能解释澳门的青少年犯罪问题。青少年之所以违法,是因为在其行为的学习过程中,学到较多破坏法纪的理念而较少守法的理念;在与亲密团体的接触中,他们会被塑造,学习对某一特殊社会行为下定义,变成他们自己的价值观,澳门的偏差和违法青少年有较多的黑社会朋友,与黑社会朋友来往也很多,他们也容易受朋辈的负面影响。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子女的“偏差行为”及“违法行为”关系不大。

澳门赌场中的三合会犯罪:法外治理与企业经营

华人三合会正沿着两种路径发展:结构化的地域性三合会和企业家创建的三合会犯罪集团。本文基于三合会对澳门赌场贵宾厅的掌控情况,探究这两种路径自1999年中国恢复行使澳门主权后的交融发展。研究表明,目前赌场中介业务的运营状况取决于中国内地的外部商业环境,但赌场贵宾厅的经济仍为三合会所垄断。新型赌博和犯罪形式的出现满足了高端赌客的需要,同时也促使了"三合会治理—企业"混合模式的形成。该模式包括以地域性和暴力名声为特征的法外治理和灵活的小企业经营。

青少年偏差行为风险因素与黑社会的关系

通过具有代表性的抽样,我们证明了黑社会的联系对青少年的偏差行为具有强烈的影响。黑社会的联系既直接影响了偏差行为,又通过同辈负面影响、学校依附度低、家庭矛盾和低自尊感等其他风险因素产生中介作用。黑社会联系对偏差行为的总体影响为.70(r2=.49,p<.001),其还对其他风险因素如同辈负面影响、学校依附度低、家庭矛盾和低自尊心起到了强度非常显著的中介作用。然而,自尊感对偏差行为有部分直接而无间接影响。

香港隐蔽青年、负面情绪及偏差行为

研究隐蔽青年的负面情绪及偏差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当隐蔽年期增加,负面情绪会减少;隐蔽程度增加,负面情绪会变得更高。同时,负面情绪与偏差行为和隐蔽程度呈正相关,但与隐蔽年期呈负相关。此外,负面情绪某程度上能在隐蔽行为及偏差行为之间引起中介效果,这意味着隐蔽本身不会导致偏差行为的发生,但是隐蔽期间接收较少的社会支持而产生负面情绪,则可能会导致青年参与偏差行为。

权力动力学视角下的蛰居青少年家庭关系与自尊问题研究

权力的传递以人际关系网络为媒介。然而,权力实施中关系的本质却鲜被论及。鉴于这个领域缺乏深入研究,文章旨在探究家庭关系的紧密程度是否对蛰居青少年产生约束性影响,进而影响到青少年在家庭中的从属程度。蛰居青少年(N=363)参与了本研究的定量阶段,42人参与了定性阶段。监督者包括21名家长、11名教师、16名社会工作者或顾问以及3名警务人员。本研究采用分层回归分析,适度分析和访谈法。结果表明,关系的紧密程度会"催化"权力与控制的效果,即当关系程度较为紧密时,权力的影响会更大。

“CSI效应”对香港华人群体的科学证据感知评估

电视是向公众传递信息的强大媒介。最近,法庭科学和刑事司法相关题材内容在各种媒体激增,伴随着公众对法庭证据的期望提高,"CSI效应"(犯罪现场调查影视剧效应)应运而生。本研究对CSI效应的探讨有两个方面的贡献。第一,验证了在香港中国人群中是否存在CSI效应。第二,采用模拟陪审团模式,从实证角度出发全面考察CSI效应。研究发现,尽管涉及法庭科学证据的媒体报道数量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参与者对法庭证据的感知,但这种感知并不影响参与者对法律的判断。法庭科学题材影视剧的观众在控方仅出示法庭证据时不可能判定被告有罪,在仅出示证词时也不可能判定被告有罪。当提交法庭证据时,唯一判定被告有罪的重要预测因素是参与者对科学证据可靠性的评价。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在香港不存在CSI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