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教育的当代性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

通过追溯20世纪文学教育演变过程中的相关事件和现象,运用叙事分析方法,探究它们可能给予当代文学教育的启示,旨在探索当代文学教育的出路。分析认为,当代文学教育只有回归语言本体,清除近代以来汉语变迁过程中造成的语言污染,承担起守护母语和语言本源性意义的责任,恢复现代汉语作为命名语言的尊严,才能建构起文学教育的当代意义。

陈忠实的寻找和阐释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是陈忠实写作的《白鹿原》创作手记,对作家创作《白鹿原》前后的阅读经验和精神轨迹有细致的叙述。阅读经验影响着《白鹿原》的创作,卡彭铁尔的文学成就坚定了陈忠实对现实主义的自信,地方志使陈忠实进入民间世界并建立一种新的叙事形态。而在关于《白鹿原》的自我阐释过程中,陈忠实获得更富有历史感的文化自觉,也只有在此种文化自觉中,陈忠实和《白鹿原》的意义才能得到更加充实的理解。

近代社会的文化转型与古典诗学介入的可能性——以近代云南诗学论著为中心

论文以近代社会的文化转型为基本视角,以近代云南诗学论著为中心,探讨古典诗学介入近代社会的可能性。从近代云南诗学的实际出发,论文指出,近代云南诗学从明朝中叶开始崛起,而它的起源依赖于地方文献整理,同时又引导地方文献进入帝国历史叙事和政治叙事的宏大框架;近代云南诗学是应对“儒教的不安定层”的产物,在本质上属于“礼下庶民”的文化实践之重要形式;近代云南诗学在实践上以诗学教育为手段培植个体的形式感,确立历史主体的本质并使之对象化为地方性的审美范畴,具有自觉的反浪漫主义立场。近代云南诗学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对文学理论的元知识反思具有充分的启示作用。

基于空间生产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研究——以满族传统体育文化为例

本文以满族传统体育文化为例,基于空间生产理论分析满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空间演变的原因,提出新时代下满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空间生产的优化策略。应完善政策保障,空间生产制度化;整合现代体育,空间生产开放化;开发文化产业,空间生产综合化;融入数字技术,空间生产创新化。

播种——记西安地质学院魔术队队长岳勇

魔术这门艺术是那样的诱人,那样的醉人。当他踏上魔术这条路就如痴似狂,把自己的身心投到艺术的艰难道路上。他七十年代初大学毕业留校工作后,就拜著名表演艺术家周化一为师,钻研魔术,周老患病后,他又跟随搪瓷厂魔术队田永生学习手彩魔术,随后又自费奔波全国各地拜访老艺人和魔术界的专家为他指导魔术绝技。二十年来,他从演小节目到踏上舞台,到今天表演魔术专场,费尽了全部心血,饱尝了各种难关、坎坷和种种磨难。他坚持义务演出,先后带着变牌、变球手彩节目,以及变鱼、古典罗圈等节目在全国巡回演出。每年利用寒暑假,到革命圣地延安,到铜川煤矿,到陕北老区,到公安战线,到部队,到乡下演出,多年来坚持不收费,不要报酬,不收纪念品。

《诗经》和当代小说的知识分子批判主题——《风雅颂》及其他相关文本的阅读札记

在当代批评视野中，每个作家似乎都有一个固定的面具，这种面具恰好与某种特定的批评话语相适应。阎连科虽然再次置身于耙耧山脉深处，但《风雅颂》依然是一部令批评界陌生的小说，批评界为此做出了激烈的反应。《风雅颂》和批评界的反应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话题，这个话题大概可以这样归纳：一个作家是否必须把自己限定在批评家熟悉的视野之中？反过来说就是作为当代批评之基础的阅读是否已经形成某种可怕的惯性，

马原的叙述圈套和历史系谱

1990年代初,马原高调的背后满是无奈地宣告:“由于媒体技术的发展,世界事实上已进入读图时代。这个时代没有马原这样靠弄字为生的人的出路。……我想说事实上小说已经死掉了。”①此后,他拍纪录片、做电影、写剧本、搞房地产、当老师,辗转于西藏、海南多地。

论冯唐的小说创作

李敬泽在为冯唐的＂北京三部曲＂写作的序言里说到,＂但冯唐还‘弑理论’,现成的理论到他这里都会死机。正因此,冯唐小说写了十几年,粉丝遍江湖,传言此人是一高手,但是,没人说得清他是哪门哪派,也没哪个批评家愿意招惹他——我不记得有哪位成名批评家拿他试过招,我也不想惹这个麻烦,这只会暴露文学之树之绿和理论之灰。中药铺里,每一味药都有一个抽屉,但冯唐这味药装不进任何抽屉,只好放在柜台底下,知道他在,权当他不在。＂

张承志叙事模式与精神价值

作为小说家的张承志其实已经结束很久了，而实现文体转换之后，他的创作在读者群中所形成的巨大影响与批评界的冷漠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理解张承志，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知识背景和宗教意趣，因此，在伊斯兰解经学视野中，考察张承志的想象力及其创作模式，应该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论作为小说文体尺度的“俗”:以贾平凹为中心考察

＂俗＂作为批评概念在批评实践之中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一方面,所谓＂俗文学＂的命名、锁在抽屉里的＂民间＂以及各种后现代文化魅影的建构无不体现出该概念的影响力;而另一方面,

族裔身分视域中的新文学史图景——以萧乾和沈从文为中心

随着革命文学论战的兴起,新文学的历史合法性受到质疑。如何维护新文学历史合法性,左翼阵营站在文化领导权的制高点上以意识形态认同提供了标准答案。但萧乾和沈从文则试图在国家认同与文学性之间寻找平衡,以抒情性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内质,从而提供了中国新文学历史合法性的另外一种阐释。这种思路对于重建中国现代文学具有重要意义。

彼一位置上的文学与文学研究:以韩少功为例讨论

文学理论转型背后真正的问题是“文学的终结”，从审理问题本身出发，文学理论转型的可能性不在于已经或将要提出新的学术范式及其体系化的理论设计，而是如何直接面对“文学的终结”。“文学的终结”作为一种现代性景观不必等待电子媒介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