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化调适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政策实践,指向了社会学持续关注的国家与农民关系问题。公共资源下乡中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互动不仅在器物和组织两个层面展开,还集中体现在价值层面。在乡村振兴的积极案例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形态表现为器物层面上国家资源与社会需求的有效对接,组织层面上社会动员能力的提升,价值层面上农民国家认同感的强化。国家输入的公共资源只有以高度社会化的方式与农民互动时,农民才可能按照特定的行动逻辑将“国家”内化于心,国家权力才算实现了社会合法性的确认和再生产。为了实现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化调适,社会治理公共性的建设不应停留于权力运作的策略层面。国家应充分发掘、激活蕴藏于乡村社会中的本土资源,将自上而下输入的公共资源转化为推动乡村社会开展自主建设的内生要素。如此,公共资源的下乡才能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促成国家濡化能力在基层的再造,实现现代国家在社会中的扎根和成长。

法治社会建设中村规民约的定位与功用

在法治社会建设中,以村规民约为核心的特定社会规范,成为国家推动社会生活规范化的制度载体。在规范属性上,村规民约是与法律相协同的特定社会规范,具有鲜明的政策指向性。其执行力依赖自身在特定地域内的社会合法性,在实施中通过基层民主方式形成社会确认。在制度功能上,村规民约具备良好的社会适应性,有助于降低正式制度的实施成本,弥补法律、政策的不足。村规民约的实施,有利于在村民自治框架下强化法治建设,统筹德治建设,赋予自治以实质性内容;有助于在具体治理场域中促进“三治”结合,推动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法治社会建设应当克服法治工具主义立场,强化对综合治理方式的法治约束,为村规民约的发展提供更具包容性的法治空间。

乡村社会“半工半耕”结构的变化及其解释——基于华北乡村案例的观察

当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出现了新变化。在进城务工方面,乡村家庭中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的自主性增强,乡村社会发展出结构化的兼业化“老人农业”。“半工半耕”结构中的“半工”与“半耕”,不仅相对独立,也相互支撑、相辅相成,这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影响。农业生产的全过程机械化,持续优化了家庭劳动力在城乡经济形态中的配置,推动了“半工半耕”结构的变化。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农民为了家庭发展而长期存在的伦理动力支撑着农民在城乡往返中释放出坚韧的能动性。在宏观经济形势的推动和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保护作用下,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与小农户经营实现了有机融合,为乡村社会在可持续发展后的全面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乡镇政府人事体系中的“中层职位”及其生成的治理机制——基于湖南省长沙市D镇竞岗制创新实践的分析

在乡镇政府人事体系中,事业编制人员的激励问题关乎基层治理能力建设。乡镇政府通过设置“中层职位”,构造双重委托—代理层级,以强化人事激励。“中层职位”之所以能够对基层干部形成有效的激励,主要与事业编制人员所处的激励结构有关。经济待遇、受领导重视程度、组织环境复杂程度和社会性收益等方面的差异,形塑了事业编制人员的可激励性。为充分发挥“中层职位”的激励效用,竞争上岗成为维系“中层职位”在行政组织中稳定生成的治理机制,这不仅强化了基层党组织对人事工作的全面领导,而且体现了人事选拔上的公开和民主。依托竞岗制实践,乡镇政府在人事体系中形成了极具政治性的科层结构,并以强有力的“权威—服从”治理模式,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治理消解行政:对国家政策执行偏差的一种解释——基于豫南G镇低保政策的实践分析

国家政策执行偏差是国家政策从文本到实践中的常见现象,既有国家政策执行理论对其解释有力所不及之处。本文以农村社会保障政策执行为例,讨论资源下乡背景下国家政策在基层治理架构中的实践机制。研究发现,由于低保政策的"二线性"与再分配属性,低保政策执行不仅面临行政资源与执行动力不足的制度背景约束,而且被一线政策的执行所吸纳。乡镇政府对低保监管政策的选择性执行与优先排序执行,最终导致低保政策执行的停滞;富人治村主导下的治理模式则导致权力—利益网络对低保资源的垄断性侵蚀。原有的政策目标被大量消解掉并产生各种偏差后果,治理消解行政成为农村政策执行偏差的实质原因。

村级治理行政化的演化过程与治理效果--基于苏北C镇调研的分析

为了回应顶层设计的要求,压力型体制驱动下的县乡政权只能选择将中心工作常规化。在完成中心工作的过程中,乡镇政府扩展了一线行政链条,将村级组织改造为类似于公共服务站所的治理单元,把村干部规训成为基层行政体系中的廉价雇员。这虽有助于缓解治理压力,却削弱了村级治理的回应性、公共性。村级治理的加速行政化,表明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扩充具有表象性,乡村治理能力建设依然处在单向度的“行政下乡”阶段。实现乡村振兴,需要优化乡村权力的组织网络,激活简约主义的治理传统,强化公共资源配置的协商民主,在实践中探寻实现乡村治理新目标的有效方案。

乡村基本治理单元及其治理能力建构

国家治理与乡土社会的双重变奏中,乡村基本治理单元保持着简约治理的基本形态。公共资源下乡的过密化,导致目标管理责任制嵌入基层民主实践,催生半正式行政结构的科层化。多种张力下的基层治理制度供给,不仅没有带来乡村社会公共性的复兴,反而使得乡村治理走向了善治的反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村干部理应成为承接公共资源的接点性治理主体,也可能不受监管而坠入乡村"微腐败"的温床。现代国家要更好地造福于民,需不断提高行政村的基层治理能力,初步的构想是,建构行政村的社区福利评估能力、政策释义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和利益协调能力,助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职业村干部群体与基层治理程式化——来自上海远郊农村的田野经验

乡镇治理事务的公共服务取向与繁杂的公共行政事项对职业村干部群体形成制度性需求,农村社会格式化成为后备干部制度有效运作的社会土壤。职业村干部群体的科层化治理体现为权责明晰的行政责任制度、逐级晋升的官僚成长机制和常态化的办公会议制度。职业村干部群体身处科层化的治理结构中,具有理性官僚的些许特征。农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并非仅仅依靠科层制就能实现,基层治理程式化以相应的社会条件和雄厚的公共财政为依托。众多的治理主体在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中同样发挥不可替代的功用,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制度创新应通盘考虑相关治理变量。

乡村公共文化的面孔、式微与再造——基于湖北农村老年人协会建设实践的分析

乡村公共文化具有知识性、规范性和价值性,三者共同形塑出乡村公共文化的面孔。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面临伦理与治理双重危机,不可逆地蔓延开来的消费主义,形塑出异化的社会性竞争形态,并导致乡村公共文化的式微与乡村公共文化危机。老年人社会处境的退化,是乡村公共文化危机在乡村社会中的直接表现。通过外部资源输入与内部组织运作的结合,农村老年人协会的建设与运作实现村庄内部社会文化资源的适度整合和村庄公共文化供给自主化,展现出乡村公共文化供给的"低消费、高福利"模式。乡村公共文化再造的社区主义,不仅为农村老年人供给文化公共品,而且有望实现农村文化公共品的集体化制造与乡村公共文化的可持续生产。

农村日常生活区隔化与农民阶层分化再生产——基于浙北农村调查的分析

农村日常生活在人际关系、婚恋情感、生活消费、日常闲暇、居住空间及社会心理等方面呈现出区隔化状态。仪式性人情中的阶层剥削、婚姻缔结中的阶层位置维系、村庄闲暇中的阶层表征、公共文化参与中的阶层位置展示、生活空间配置中的阶层固化、社会群体意识中的阶层认知是农村日常生活区隔化的实质。农村工业化历程中逐步产生的资本区隔、权力区隔以及两者"结盟"之后生成的阶层流动阻隔之网是日常生活区隔化的缘由。农村日常生活区隔化既是农民阶层分化的表现,又构成农民阶层分化再生产的社会机制。随着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不断固化,阶层流动渠道被阻断,村庄社会秩序将由于"结构紧张"而趋于紊乱。

分家、代际互动与农村家庭再生产--以鲁西北农村为例

鲁西北农村分家与代际互动形态对既有家庭再生产理论形成冲击。伴随家产的累积与流动,家庭的"分—继—合"体系发生重组,进一步呈现出虚"分"、弱"继"、实"合"的特点。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家庭发展压力,母家庭成为子代核心家庭应对生活压力时的转嫁对象,代际互动过程中的家不仅没有裂分,反而紧密地粘连在一起。现代农村家庭结构趋于代际合作的实质,是分家后围绕家庭再生产所形成的亲子两代核心家庭之间家庭资源的整合利用。家庭结构趋于核心并非意味着家的整体性的退场,中国的现代家庭依然具有自己独特的传统面向。

村级治理的“寡头定律”及其解释

村级治理定位为供给公共品、培育现代公民和促进国家政权建设。国家治理转型和乡土社会变迁催生出的"富人治村"是乡村治理嬗变的表象。村级治理在权威结构、资源配置和利益攫取等方面呈现出寡头特征,灰色利益生产、精英结盟和政治庇护促成寡头治理再生产。外生性利益输入和乡土弱社会成为寡头治村的形塑要件。村级治理的"寡头定律"界定出资源下乡时代乡村政治实践的本质特征,寡头治村的相对固化消解掉村级治理的基本目标。面对普遍存在的村庄寡头政治,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基层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超越基层民主建设命题,对以县为主的地方治理提出深刻而直接的挑战。

发展型基层政权:乡镇政府的行为逻辑与角色属性——基于浙东Z镇乡村旅游产业案例的分析

受制于压力型发展指标的常规化,乡镇政府的行为逻辑发生了变化。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案例显示,乡镇政府一方面将公益性项目资源转化为重要的可支配财力,动员和整合乡村社会资本,推动乡村社会的市场化;另一方面通过金融信贷打造旅游产业平台,为下乡产业资本提供更多政策福利。这表明,发展型基层政权的角色属性立足于特定制度环境下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获取发展性而非增长性政绩为宗旨。伴随着基层治理需求的格式化,乡镇政府通过制度创新,平衡了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政绩生产与公益扩增、政府自利性扩充与权力合法性夯实等多组关系之间的张力,无形中推动了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浙北农村社会阶层区隔化及对村庄治理的影响

中农阶层是中国农村社会中的治理主体阶层,中农阶层成为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社会阶层力量。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中农阶层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结构性位置与农村社会阶层的深层结构有关,农村社会阶层关系的区隔化使得数量庞大的中产阶层不仅无法在村庄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中间价值",反而被吸纳进由富人治村与派性格局所形塑的治理结构之中。在富人治村不可逆的结构性背景下,国家的农村政策制定应充分考虑到村庄社会的阶层结构现状,加大对合适的阶层特别是农村中产阶层的扶植力度,以保障农村社会公共建设具有可供倚靠的治理主体阶层。

村组治理:功能定位、运作机理与优化路径

作为村民自治制度依法确定的基本治理单元,村民小组曾具有政治、行政、生产、社会四个方面的治理功能,如今主要发挥社会治理功能。在运作机制上,村组治理主要依靠熟人社会和群众路线维系。当前,行政村权力运作的行政化和信息治理技术的全面下乡,对政策激活后的村组治理形成结构性挤压。优化村组治理的总体路径在于:技术治理主导型村治应推动村组治理与技术治理有机融合,充分发挥技术治理的优势,共同致力于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村组治理主位型村治应实现村组治理与技术治理的有效分工,推动村级治理体系内部形成双轨制。

农村低保政策“走样”及其整体性治理

以社会保障的实质性公平为基准,农村低保政策"走样"的机理在于:配额制主导的"社区瞄准"偏差和社会救助政策捆绑执行形成的福利叠加。基层政府以正式行政结构替代"简约治理"模式的整体性治理,有助于为低保审核提供统一标准,实现行政辖区范围内的程序性公平,但修正政策"走样"的中心工作机制因缺乏可持续性而无法维系社会有效性。为实现精准施保,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方向需要建立低保政策与专项社会救助政策之间的分类衔接机制,科学合理发挥村级组织的协助功能。

优势视角下农村养老需要及其自组织满足

我国农村养老需要不断增加,既有的社会福利模式忽略了农村老年人及农村社会中蕴含的养老资源,对相应的养老福利制度模式的探索具有重大意义。优势视角下,农村老年人可通过自我参与的方式适度满足其养老需要。农村养老需要分为物质、公共文化、空间、情感、照料等层次并具有显著的老龄分层偏好。农村老年人协会中的老年能人以自身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位置实现老人社会支持系统的修复,通过礼物馈赠、空间再造、主体感培育和情感补遗,实现乡村养老需要公共品的内生制造与持续供给。对农村养老需要满足的自组织模式进行制度优化的方向是:以内置金融激活养老自组织造血功能;以民政资金盘活养老闲置资产,增加乡村老年社会福利空间;强化地方政府引导,创新并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积极培育并发展公共文化型老年人协会组织。

贫困治理中的干部下乡——基于豫南G县扶贫“第一书记”制度运作的分析

在贫困治理实践中,国家遴选和派驻干部下乡,有助于将长期身处科层体制中的干部,带回社会中去体验民情。扶贫干部的民情体验,源于乡土化的治理情境。安全政治的逻辑、复杂的乡村权力关系和乡村社会关系,促使"第一书记"熟悉群众、深入群众,掌握"三农"情况、学习群众工作方法、反思涉农政策。在政治效应上,干部下乡强化了群众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形塑了群众对国家的政治想象,延续和再生产了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在治理功能上,干部下乡之后的县域流动,有利于贯彻和发展干部培养的群众路线模式,优化政策执行的"体制—民情"互动模式。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第一书记"制度的持续运作,一方面促使基层干部身体力行地帮扶贫困农户,另一方面更在于激活身体治理的传统,在常规治理体系之外去协调国家与农民的关系。

农村集体产权变迁的政治逻辑

农村集体产权嵌入复杂的地方行政权力结构和村庄权力结构,朝着国有化、私有化和股权化等产权样态演进,形成行政主导型、规则竞争型和利益均沾型三种集体产权变迁模式。与之对应,地方政府给予村干部任职行政化、公共规则治理、制度化分权等制度回应。这表明,集体产权变迁与基层治理结构之间并非线性的因果逻辑,反而呈现出复线的循环关联,并在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国家与农民关系两方面产生重要政治后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国家主导的新一轮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革,能否优化相对均衡的土地利益格局,值得进一步的经验考查和理论思考。

论宅基地使用权实现的法律制度模式——兼评《土地管理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

宅基地是村社集体的公共土地资源,农户依据集体成员权无偿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的实现遵循村民自治原则。宅基地使用权实现困境的缘由,在于农村居民的建房理性和村级组织治理能力的羸弱,使得被过度占用的宅基地无法有效退出,阻碍了"一户一宅"公共资源配置规则的实施。如强力推动宅基地市场化的法制模式,不仅无法实现制度预期,并可能产生诸多不良法律后果。因此,宅基地使用权的实现应该着重突出农民的居住权,在强化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同时,赋予村级组织以更大的宅基地配置权。《土地管理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的相应条款体现了这种改革思路,通过进一步的法政策创新,有望促进宅基地的有效循环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