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债券市场融资效率 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动能减弱,经济面临下行压力。2022年5月,联合国在《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中预测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只有3.1%,而全球通胀率将上升至6.7%,是2010—2020年平均通胀率(2.9%)的两倍多。2022年6月,世界银行在《全球经济展望》中预测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只有2.9%,全球通胀率同比将增长7.8%。全球经济呈现出高通胀与低增长相伴的风险,外部需求萎缩和进口价格上涨为中国经济带来了负面溢出效应。

寻求合意的外部不平衡调整方案——基于全球45个国家案例的经验

外部不平衡调整方法分为收入法、弹性法和混合法三类.通过对全球45个国家外部再平衡历史案例的总结分析发现:在矫正外部赤字时.弹性法(本币贬值)成本最小.混合法成本最高.采用收入法的样本国付出的经济代价低于混合调整.但经济增速放缓.失业增加.在矫正外部盈余时.混合调整的效果相对显著.付出的经济代价较少.在可持续的调整中.经济周期的自我外部不平衡调节最具可持续性.同时收入法调整的持续性好.弹性法也是可以选择的方案.总体上.盈余国调整成本远小于赤字国调整成本.这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愿意保持贸易顺差的原因.从外部再平衡政策看.调整外部赤字要规避混合法和收入法.调整外部盈余则同时采用经济上扬(收入法)和货币升值(弹性法)效果最佳.

人民币汇率波动性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在"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性显著增加,并且其波动性的影响因素与汇改前汇率波动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不同。在汇改前,VIX、房价、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和贸易条件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波动性有显著影响,而在汇改后,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波动性及其一阶滞后变量、外汇储备增长率和贸易顺差增长率是显著影响汇率波动性的因素。这与2015年8月以来离岸市场的"补偿性贬值预期压力"的惯性相关,也与储备下滑带来的进一步贬值预期和进出口贸易因素有关。因此,短期内稳定离岸市场的人民币汇率和防止外汇储备进一步下滑,将是稳定人民币汇率的关键因素,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稳汇率和稳储备之间的"两难选择"。在政策选择上,央行适度调控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降低做空人民币的筹码,是防止离岸市场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有效手段。而在在岸市场,加强资本管制,防止资本外逃带来的汇率冲击则是有效的政策选择。

“双循环”战略是中国新开放政治经济学的重大成果

"双循环"战略顺应了当今全球增长模式周期性改变的大势,将推动全球再平衡和包容性发展,通过深挖国内大市场潜力,将重塑中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从而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开放与增长。"双循环"战略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突破了发展经济学中的诸多传统理论,是中国新开放政治经济学的重大成果。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政治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伟大实践走过了一条不同于传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所描述的经济和金融自由化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的逻辑是,强调中国共产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强调通过国有所有权来实施金融控制战略,通过金融控制来有效降低或阻隔金融市场上的"羊群效应"和"传染效应",从而最大限度地去解决金融监管始终滞后于金融创新带来的现实或潜在系统性风险难题,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在持续深化。在进一步寻求金融控制程度和降低金融系统性风险之间的最佳组合上,在让金融回归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本质属性上,在发展普惠金融弥补市场天生之不足、促进公平增长上,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践有助于实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政治经济学。

全面理解美元货币体系的新框架

当前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讨论框架尚不够完整。现有框架强调了美元体系运行中全球美元资金循环及其存在的风险,并以此为逻辑给出了美元体系未来可能的演进。在现有不完整框架基础上,本文纳入美元指数,美元定价信用通过美元指数来确定,美元指数代表少数经济体拥有国际金融市场的集体定价权、集体储备权和优先定价权,从而给出了分析美元体系及其运行的扩展性新框架。依据新框架,本文从外部平衡、金融和贸易等方面提出了约束美元体系过度弹性及有关“美元特权”的思考,认为美元货币体系的逐步萎缩和多货币竞争体系的演进将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

人民币具备避险货币的属性吗?--基于货币避险功能和对冲功能的实证研究

本文综合使用两种方法利用门限模型来检验人民币的避险货币属性,即一是通过检验在高风险时期人民币与传统避险货币的相对价值是否与全球市场风险负相关来考察其避险功能,二是通过检验在高风险时期人民币超额回报是否与股票市场回报负相关来考察其对冲功能。研究结果显示:(1)在各种市场风险设定下,人民币相对于英镑和欧元已经具备相对避险货币的属性,但人民币还不具备相对于SDR货币篮子的整体避险属性或绝对避险属性;(2)人民币主要依靠投资收益来吸引投资者,距离成为国际上普遍使用的避险货币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去美元化”与国际货币体系变革

美元货币体系内在矛盾、美国货币政策负面外溢性以及地缘政治格局深度演进要求国际货币体系变革。过去十年,国际货币体系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货币多极化趋势逐步形成,美元货币体系的主导性地位开始减弱,这与“去美元化”趋势一致。经济多极化趋势和地缘政治格局变动已经带来美元和非美元货币之间的激烈竞争,世界已经开启了降低过度依赖美元所致风险的新局面,货币体系多极化成为历史的潮流。

美元指数:国际货币体系利益格局的政治经济学

美元指数本质上是一个排他性的国际货币体系利益集团。美元指数不是美国贸易一篮子货币,而是国际金融市场的货币汇率指数,本身具有超主权货币的定价性质。美元指数的构成基本反映了G7操控国际货币体系利益格局的政治经济学。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具有实质性的一步是改革美元指数的构成,纳入更多重要货币,从而使得国际货币体系的构成及运行能够反映更多重要货币共同参与全球货币体系治理的需要,以适应世界经济越发多极化发展的新格局。

全球金融周期、中国金融周期和中国宏观经济

随着中国金融开放程度的加大,全球金融周期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以及中国金融周期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本文首先通过构建包含全球银行系统和国际债券市场的理论模型分析了全球不确定性、全球风险资产价格和全球资本流动三方面的全球金融周期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全球金融周期衰退对中国宏观经济有负向影响,该影响在中国金融周期衰退期更强,在中国宏观审慎政策严格时则较弱。其次,本文使用门限向量自回归(TVAR)模型实证分析了全球恐慌指数VIX、全球风险资产价格共同因子MAR、全球资本流动共同因子CF1三种全球金融周期在中国金融周期不同区制下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以及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效果。最后,在更换中国宏观经济变量和宏观审慎政策变量、使用其他宏观计量方法、使用微观数据及微观计量方法等稳健性检验下该结论均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