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之道”与“史之迹”:清代中期的“风雅正变”论

自朱自清先生判分正变为“风雅正变”与“诗体正变”,学界关于正变的研究遂歧为两途,而不复措意于汉代以后的“风雅正变”之论说。“风雅正变”本为经学话语,它导源于《毛诗序》,至郑玄而具备规模,在内部构成上遵循着价值主导、史事证立的原则,由此导致了自身结构上的矛盾。清代中期是“汉学昌明”的时代,形成了以时世、美刺、声乐论说正变的多重进路,而表现出一种历史化的诠释倾向:或秉持史家的意识与立场以立论,或以具体的历史事件取代宏大的叙事结构,或致力于揭示诗乐共存、以声为用的原初文化形态。在清代中期知识、思想与价值系统的调整以及经史观念的互动与重构中,“风雅正变”说所得以成立的前提与基础,渐由价值的依据转向事实的依据,从而呈现出从经之“道”到史之“迹”、从经学话语到历史话语转换的态势。

古代文论学术史写作的开拓与探索——评《晚清民国中国古典文论研究文献集成》

刘文勇教授编撰的《晚清民国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文献集成》(以下简称《集成》)于2020年12月由巴蜀书社出版,该书收录了晚清民国时期期刊和报纸上研究中国古典文论的近乎所见全部文章,不仅在数量、规模及其完整程度上前此未有,而且每篇文章均撰有编者按语及校记,对文章所涉及的文献层面的问题、主要内容及意旨、价值得失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提挈与评骘。该《集成》的编撰与出版,不仅具有文献资料整理研究方面的价值,而且是对古代文论学术史写作方式的新开拓与新探索,具有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易象通于比兴”:章学诚比兴诠释的学术史意义

章学诚的比兴诠释植根于特定的时代与学术背景,针对比兴之公共性及其象喻传统的失落而发。“易象通于比兴”命题的标举,正在于揭示比兴在官师合一、文道合一的时代作为公共符号的深层文化原型,以及作为兴情传统与象喻传统的历史根源。章氏一方面积极肯定比兴的兴情传统及其价值,另一方面又力图重振比兴即象取义、联类比推的象喻传统,其目的并非求证比兴作为文学特质的审美自律属性,而在于重建比兴的公共符号性质,回归文道合一的理想之境。此一主张,内在地寄寓着学问之道指向当前治道人心、关怀社会、介入现实的精神旨趣。

“象”的诗学转换——象思维视野下刘勰“文道”说新探

"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所具有的原发创生性,使其对于中国文化而言具有本源性的意义。刘勰从形而上的角度讨论文的起源,他吸收了《周易》的思维方式,对原本属于哲学意义上的"易象"进行诗学的处理和解释,使易道之象所具有的通往诗道之象的潜在资质得以发挥,并以诗学理论的方式呈现出来,从而实现了"象"的诗学转换。从根本上来讲,这种转换是凭借"天地之心"的介入而实现的,"天地之心"引发产生诗人之"情"与"志",诗道之象正是通过诗人的情志活动构筑而成。

《诗序》的历史世界与价值世界——清代中期《诗序》观论略

《诗序》研究史或阐释史是透视儒家诗学思想发展演变的一扇窗口,从中可以窥见古代士人知识阶层重构诗学精神与诗学传统、重建知识话语与意义世界的历史印迹。清代中期学者从《诗序》的史事叙述与价值判断两个层面入手,以“其人”“其事”的陈述性内容为依据重构诗的历史世界,以“所美”“所刺”的评价性内容为标准重建诗的价值世界,从而以一种极其严密的实证研究方式回应了《诗序》尊废之争的问题,代表了一种独特的《诗经》学阐释类型。其潜在的诗学意图则在于凭借《诗序》的双重阐释进路,在重启和强化“以史论诗”的叙事传统基础上,重建儒家诗学观风知政、讽喻教化的经世精神与价值传统。这反映出士人阶层通过重建《诗经》的知识系统与意义世界,重新掌握《诗经》阐释的知识话语与价值话语,以重建思想世界与秩序并进而指导现实生活世界的深层意图与隐秘指向。

史笔与道心:论《毛诗序》的历史叙述与价值阐释

作为儒家诗学思想的奠基性作品和纲领性作品,《毛诗序》通过历史叙述与价值阐释的方式参与儒家诗学话语的建构。《毛诗序》的历史叙述与价值阐释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是随着《诗》三百篇的经典化过程及其所带来的释诗新变与视角转换而形成的,在内部结构上遵循价值主导与史事证立的阐释原则,其背后则隐藏着士人阶层重建现实世界与文化秩序的潜在愿望和意图指向。在重建知识与价值系统的过程中,《毛诗序》以史为笔、以道为心进行诗学的建构,由此生发出极具历史厚重感和价值理性色彩的阐释效力,极大地拓展了《诗》的历史文化空间和意义世界,形成了中国诗学史上独特的诠释传统。

《诗序》之争与汉宋之学——清初学术转型背景下的《诗序》研究

清代初期的《诗序》研究以宋、元、明以来的《诗序》尊废之争为历史与逻辑起点,以学术范式上由宋学向汉学的转型为学术与思想平台,体现出儒家诗学研究与经学研究、诗学思想与学术思想之间的密切关联性。在清初学术转型的背景下,这种关联性一方面表现为《诗序》研究中的汉学与宋学兼采的整体特征,另一方面又表现为《诗序》研究中汉学与宋学消长的动态过程。清代学者所谓的汉学与宋学有三种含义,即历史的汉学与宋学、范式的汉学与宋学、政治的汉学与宋学。清代学者对汉宋之学的不同理解和使用,使这一时期的《诗序》研究表现出一些新的内在趋势与特征,如确立求古义的解经立场、追求超文本的阐释原则、争取反专制的话语自由,最终导向的则是汉学范式的逐步建立和《诗序》地位的不断提升。

政治性与话语权 古代知识、思想与价值系统中的《毛诗序》

《毛诗序》是儒家文艺思想的代表性作品,却遭到"五四"以来现代学术的误读。《诗序》不是以文学论《诗》,而是以经学论《诗》。从经学的立场来看,《诗序》有关"言志""教化"及"美刺"等诗学命题,体现出儒家文化思想的主体(士人或知识阶层)通过对经典的解释与言说,建立以"道"为核心的知识、思想与价值系统,赋予文学以言说功能,赋予诗人以话语权力,以达到建立文化与政治秩序、改良政治与社会的最终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诗序》研究史或阐释史,也与士人阶层重建思想世界与秩序、重新整理知识资源以建立新的思想话语的深层历史背景密切相关,不但具有重要的文论史意义,也具有一定的学术史和思想史价值。

另一种“温柔敦厚”——焦循诗教观的话语重构及学术史意涵

在“温柔敦厚”诗教理论的学术史上,存在着来自于文苑和儒林传统的双重诠释向度。焦循的“温柔敦厚”诗教观建立在其“性灵”经学基础上,以“情之旁通”作为诗教的人性论基础。通过对“思无邪”的重新诠释,焦循消解了宋学语境中此一命题的理因素,而重建了其情本位的感性化诉求。“温柔敦厚”诗教观的核心纲领,由是从以理为本体的“思无邪”话语,旋归于以情为取向的“止乎礼义”原则。此一转换的背景逻辑为儒林与文苑、汉学与宋学的对垒,其根源则在于儒家《诗》学内部孟学传统与荀学传统的相互对立与争持。焦循明举孟帜而阴行荀道,体现出在新的历史条件和话语背景下,力图通过《诗》学孟、荀双脉的学术合流以匡扶诗教、重振诗道的精神旨趣。孟学、荀学之间消长隆衰的相对关系,折射出学运悄然转移的历史动向。

清代《诗序》研究与《诗序》尊废之争

《诗序》尊废之争是清代《诗序》研究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在《诗序》的作者与时代问题上,清代学者表现出淡化作者而突出时代、忽略"所作"而强调"所传"的倾向。在《诗序》的性质与内容问题上,清代学者围绕"作诗之意"与"编诗之意"两个概念对《诗序》的性质进行了考察,对它到底是不是一部解释经典、体现圣人之意的著作作出了解答;围绕"著其世"与"白其意"两个方面对《诗序》的内容进行了考察,将之划分为历史阐释与价值阐释两个层面的内容,分别指向对历史之"真"的探寻与对价值之"善"的追求。这就极大程度地肯定了《诗序》的解经价值,对整个清代《诗序》研究的基调与倾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就清代《诗序》研究的性质而言,与其说它是《诗序》尊废之争的简单延续,毋宁说是对《诗序》尊废之争的深刻检讨。

惠栋的时间距离意识与《诗》学诠释

惠栋治学以"求古"为特色,"以汉为古"的诉求背后体现出强烈的时间距离意识,及其所带来的焦虑感。对于惠栋来说,时间距离是横亘于诠释者和经典文本之间的一道鸿沟,造成了前见的遮蔽、理解语境的差异及古今文字的衍变等问题,从而导致诠释的困境。因此,通经信古而特尊汉学,成为跨越时间距离、摆脱诠释困境的有效方式。惠栋的《诗》学研究,通过开创辑述汉儒古训、师说的诠释形式,建立《诗经》诠释的汉学典范,以克服时间距离所造成的理解偏差与诠释困境,达成对经典原义的把握与认知。作为一种新的诠释类型,惠栋的古义研究带动了清代经典诠释从义理思辨到历史实证的范式转换,其意义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