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存量的再估算和分解

从本文研究结果来看,投资带来的资本存量快速增加是中国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是资本存量并没有传统研究估算的那么高,另外资本效能下降也是中国一个需要关注的现象。与传统研究不同,本文发现中国折旧变化并不是一个直线,而是分阶段逐步上升的,研究结果比较符合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实际。

国际大都市社会治理的做法与经验——以美国纽约市为例

国际大都市被誉为城市中的"航空母舰",是人类文明发展至今的综合性产物。大都市除了要解决区域规划与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有限的地理空间内针对数百万以上规模人口开展有效的社会治理,真正做到"大而有序、和谐共处"。作为美国最具代表性的城市,纽约市(以下简称"纽约")被誉为"世界城市",其社会治理具有典型的西方大都市治理特点,对我国的大都市社会治理有较为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反形式主义措施失效的原因

形式主义已经不是我们政治生活中的新问题，但是为什么党和政府提出很多反形式主义的措施，都没有从根本上治愈这一顽疾呢？主要原因，还在于这些措施尚未涉及产生形式主义的根本制度因素。任何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措施都必须是针对问题产生的根本症结提出和实施的，不然只能是“治标不治本”。但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正是很多治理措施同样流于形式，没有从根源上改进产生形式主义的制度要素，形式主义才会屡禁不止。

理解与认知中国的准政府组织

既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二元化研究,忽视了二者之间一个不容忽视的中间地带——准政府组织,这种大量存在于我国政治现实中的公共组织,不属于正式的政府机构,但却拥有一定的权力。通过总结经验现象和深入分析,本文将中国的准政府组织区分为社会导向型和政府导向型两大类,其中后者又可分为政府内和政府外两种。在此基础上,文章讨论了中国准政府组织的现状,认为主要存在法律身份不明、功能定位不清和运行管理不够规范等现实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了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中较为模糊的结构性要素——准政府组织,对之予以深入认知与分类,并指出中国准政府组织在未来的发展方向。

发展教育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通过发展教育和转型来规避“中等收入陷阱”

针对中国当前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门槛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种状况,本文指出缺乏与新兴产业和经济转型对应的创新型人力资本储备是国家创新能力不足、产业升级滞后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实现经济转型的关键是由传统资本要素拉动式增长转向人力要素拉动式增长,而这种转型需要加大政府对教育投入,同时由传统重视基础教育发展转向重视高等教育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提高。针对"中等收入陷阱"中典型的社会问题,本文进一步指出打破既得利益集团控制、实现制度转型和社会转型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重新评估我国的增长潜力——基于全要素生产率和数据分析视角的解释

我国物价水平可能被严重低估从而导致增长和要素投入数据失真,这是大多数研究结果出现重大差异的关键原因,增长潜力研究也因而严重背离现实。本文通过名义产出与税收之间关系推算了实际物价并调整了经济增速,同时重新估算了要素投入,增加了数据的可靠性。本文研究发现,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实际增速仅为8.2%,TFP平均仅增长1.7%,对产出贡献约为21%。但是基于劳动投入估算的TFP结果为-1%,这点主要是受金融危机冲击导致要素拉动模式越来越重要,TFP结果被拉低,因而我国增长质量和可持续性堪忧。

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文化因素

在过去的20年,东亚取得了引人瞩目的发展"奇迹"①,与此同时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却停滞不前。非洲、拉美和亚洲遵循的发展理念几乎是完全相同的,都来自于转轨经济改革和发展模式,都强调资本的形成、市场经济模式、对外国资本的利用和教育投入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然而在几乎差不多的基础上,采用几乎完全相同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发展结果。关键的原因在于亚洲的成功是基于其传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促进因素,比如勤劳、善于储蓄等,这些因素对于资本的形成、劳动力资源的形成等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至关重要,这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文化传统中没有的。

龙与象：中印改革与发展的比较分析

中印都进行了经济体制的改革,但投资率、劳动生产率和储蓄率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印度和中国以不同的方面作为经济的主要推动要素,也决定了两国的工业化模式和现代化道路的不同选择。这些差异又反映了两国制度、文化背景的差异,并进一步影响了经济发展,从而带来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中国的高增长来自其制度与文化决定的高投资和高储蓄,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种依靠投资拉动的模式不进行适当改革的话,要保持下去显然比印度面临的挑战要大。当前中印两国都面临着深化改革的抉择,互相借鉴对方的发展模式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基于两国历史数据的实证分析和对比证明了这点。

文化变迁、制度演进与改革和发展——制度与文化变迁视角的社会发展机制和改革发展比较分析

文化与制度的相互制约与促进的机制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文化可以影响对制度的选择,而制度反过来又改变或强化人们的文化理念,并最终影响社会发展中的某些关键要素,进一步影响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模式选择。文化变迁和制度演进的两个显著特点是内敛性和趋同性,初始文化和制度背景对文化变迁和制度演进有显著的内敛作用,而最终所有文化和制度又都朝同一个方向发展,这是为什么富国的制度和文化模式几乎都一样,而穷国则各有各的文化和制度模式的原因;在走向发达的进程中,传统文化假借某些理念对进步的促进作用而整体上复兴。中国当前从以增长为中心的发展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的转变反映了这种文化和制度变迁的进程。

隐性膨胀：政府机构改革灰色地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7次政府机构改革.处于改革背景下的中国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大势下,需要精简机构、向社会放权,于是我们看到了正式政府部门和人员数量的减少.

文化背景与劳动力转移——基于发展模式与文化背景的国际比较分析

如果农业生产采用规模化的生产方式、工业化采用资本密集型的发展模式以及不重视对教育的投入作为一个整体会导致"劳动力转移的陷阱",从而陷入发展的恶性循环。因此如何突破"劳动力转移的陷阱"是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稳定发展的关键。而工业化、教育和农业发展的模式不仅仅受自然资源、投资、政策等经济因素的影响,一些非经济因素,比如社会文化价值观、对于劳动的态度等文化因素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文化背景很可能是亚洲和拉美选择了不同的发展模式从而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发展后果的原因,也就有了不同的劳动力转移后果。

经济发展中的小经济问题

小经济的背后是一个深刻的社会成本和机会成本问题,它在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房地产业以及国家垄断经营行业中尤为突出。其存在的根源在于经济体制问题以及公众的发言权和监督权还未真正落实到位。小经济对国民大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解决小经济问题应利用现代公共治理理念规范政府行为,利用统一的税收和财政支出规范并调节政府各部门的利益;赋予公民监督和参与决策的权利,培养公众的参与意识;在垄断部门适当地引进市场竞争,使之更好地服务社会。

制度与文化视角的改革比较分析——“华盛顿共识”对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与教训

同样的改革,为何出现不同的结果,这是传统的研究对于"华盛顿共识"疑惑的方面。当然,对"华盛顿共识"的其他一些传统研究往往是基于意识形态的批判,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本质。其实初始的制度和人文条件造成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发展结果。在初始制度和文化背景越深的国家,观念的变革越慢于制度的变革,这是主要原因。而拉美不仅观念变革较慢,而且拉美在经济体制变革的同时实行了政治体制改革,既得利益者更可能通过民主制度阻挠改革,让改革的政策虚设。国家的发展事实上没这么多"共识",所有国家发展到最后,凡是富国的模式和制度以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几乎都一样,都是民主制度、市场经济、保障体系完善、开放自由的国家;相反穷国则各有各的制度模式和所谓的"共识"。中国当前也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同样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对有可能妨碍自己利益的进一步改革层层阻挠,成为进一步制度和文化变迁的阻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策略逻辑——以体制改革与机制改革为视角的观察

对改革经验的总结与思考可以是全方位、多角度的,但是对改革策略的考察则能反映出既往改革的总体思路和方法,是我们回顾中国改革的有益路径之一。体制改革可以理解为事物发生的"质的变化",它是内在的、决定性的、根本性的变革;而机制改革则类似于"量的变化",它是外在的、可累积的、表面性的变化。从改革的结构特点看,中国改革本身的结构性矛盾加大了改革的难度,在"改什么与如何改"的艰难推进中,体制与机制的区分成为释放压力的阀门。从改革的过程特点看,中国改革的渐进性延长了改革进程,在求稳的政治心态下,体制改革与机制改革的适当区分具有合理性。从改革的方法特点看,中国改革的试错性增加了改革的风险成本,在"哪些能动、哪些不能动"的取舍中,体制和机制的区分成为必要。机制改革在"量"上的积累,并不一定会带来体制改革"质"的飞跃。如何让改革不单纯地停留在机制上,而向体制纵深推进是个难题。机制改革的边际效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递减,将其转化为体制改革的时机不易掌握,受到多种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

新常态下电力企业党建工作创新方法研究

现如今,我国的经济在快速的发展,伴随着国内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对于电能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大。新形势下,电力企业要想获得长远的发展,就必须要做好企业的党建工作。对于目前电力企业的党建工作来说,依然存在着许多的问题,这就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本文先对新形势下电力企业党建工作的重要意义以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并进一步研究提升电力企业党建工作的有效措施。

政府规模究竟该多大?——中国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文章采用两个指标分别代表政府规模，即政府经济规模和政府消费规模，以新古典函数模型为基础，分阶段研究了中国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就全国以及分地区样本数据而言，以私人投资为主体产生的非政府部门经济投入仍然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而反映政府经济规模的“政府掌控的经济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欧洲联盟政治认同的塑造:以高等教育合作为例

欧洲联盟是当今世界区域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国际行为体。在欧盟一体化进程当中,高等教育合作占有重要一席。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的欧盟高教合作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开展了各类丰富的合作计划。欧盟高教合作通过对欧洲公民的政治社会化和树立欧洲的政治认同两个途径来实现意识功能和建构功能,最终达到塑造欧盟作为整体的政治认同的目的。不过,欧盟通过高教合作来促进政治认同的方式在现实中也存在一定的瓶颈。从长远看,欧盟需要多维度建构自身的政治认同。

中印发展潜力的比较分析

中国和印度的改革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但不同增长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差异决定了印度和中国不同的发展模式。中国的高增长来自高投资、体现式技术进步的贡献以及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推动,而印度则更多地依赖技术创新带来的服务业出口以及国内消费的拉动。当前中印两国都面临着深化改革的抉择,互相借鉴对方的优势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中国模式虽然获得了发展的奇迹,但是一系列的因素决定了中国当前的发展模式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与印度依靠技术进步和服务业发展推动增长的模式相比增长潜力相对不足,但是基于索洛余值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无法反映这点,通过对新古典技术进步模型的改进并对中印两国发展模式和技术进步的实证分析说明了这点。中国要想保持持续的增长潜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就成为必然。

公共投资能否带动私人投资:对中国公共投资政策的再评价

本文在考虑中国预算外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的前提下,通过重新分解并估算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同时结合改进的新古典投资模型对中国发展过程中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作用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实际拉动作用显著为负,而资本成本对私人投资贡献显著为正。本文主要结论与传统研究相反,主要是因为数据分解方法的差异和理论前提不同,另一原因在于私人部门缺乏可得资本,不符合西方公共投资理论中有关资本充足的假定,在研究中不经改进地使用西方经济学中经典的研究方法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会使结果出现偏误。

通过发展教育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教育与增长、转型的分析

针对很多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种状况,本文将教育与发展的经典研究和中国当前可能面临"中等化收入陷阱"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指出缺乏与新兴产业和经济转型对应的创新型人力资本储备是很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本文进一步将理论分析用于中国发展实践,指出我国经济转型的实质是由投资拉动转向人力资本拉动,而这种经济转型需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尤其是加大公共投入,进而实现教育公平。同时,转向重视高等教育竞争力和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