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治理走向——基于254份裁判文书的实证考察

通过对我国254份裁判文书的分析发现,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中,在收买者主体为在生理或经济上有劣势的大龄单身男青年,被收买妇女多为外籍妇女和国内患病妇女;本罪高发于中东部省份,且其实现高度依赖居中介绍者和拐卖者;在司法实践中,本罪呈现较高的轻刑化和非实刑化比例,存在法定刑普遍适用不足的问题。人口比例相对失衡、经济状况低下、婚姻观念保守是收买被拐卖妇女现象的三大影响因素。治理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需要的是严格司法而非提高法定刑,还应当在教育、经济、社会等层面协同发力。

论农村法律援助的民间化参与

在分析目前我国农村法律授助面临的主要障碍的基础上,提出了明确国家法律援助义务和民间化参与的新思路,并对民间化参与的主要表现进行了研究。

部分前科报告制度的提出与展开——我国《刑法》第一百条新解

我国目前的前科报告制度由于立法理念、立法技术等因素遭遇到理论和现实的困境,前科报告义务致使行为人遭遇与其之前罪行严重不匹配的来自立法和道德方面的负面评价。《刑法修正案(八)》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直接目的出发将现有刑法第一百条增设第二款,成为部分前科报告制度的发端。部分前科报告制度可以有助于实现刑罚的目的、兼顾被告人人权保障与单位知情权以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未来刑法修订当中,立法机关应在报告的范围、期限以及责任承担等方面加以明确规定。

论前科消灭制度在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中的意义及其建构

在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中引入前科消灭制度,可以充分发挥刑罚的教育和预防功能,实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特殊保护原则。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性质是前科身份及其法律后果的消灭,我国应在适用对象、范围、实质条件以及程序方面率先进行立法建设。同时,司法机关及社会公众也应为该制度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和心理支撑。

自手犯基本问题初论

自手犯指只能由正犯亲自完成实行行为才能成立某些犯罪的犯罪形态。自手犯的性质诸学说中,法益侵害说对自手犯主体与行为不可分性做了更合理的解释。自手犯之"亲手性"意味着某些犯罪根本无法通过他人假手完成以及在某些可以利用他人实施实行行为的情况下,由于自手犯所依据的规范的特殊性而不被认定为成立间接正犯,从而构成自手犯,前者在类型上可以称做事实上的自手犯,后者属于规范上的自手犯。

我国前科制度若干问题探微——以未成年人前科消灭为视角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设计应遵循前科消灭制度的一般共性和未成年人特殊权益保护的精神。以此为基点,未成年人前科的概念应从广义的角度进行把握;前科消灭的范围不应做人为的限制;前科消灭的方式应将事前消灭与事后消灭相结合、自动消灭与裁判消灭相结合;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应具有绝对的效力。最后,《刑法》第100条应理解为部分前科报告制度,二者之间是彼此配合,不可缺失的关系。

关于我国高校法学教育的若干反思

近些年来,我国高等学校法学教育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但与此同时,也伴随着很多问题的出现。归根到底,与我国目前高等学校法学教育发展过热、模式定位不清等因素有关。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严格把握素质教育的要求,处理好高等法学教育工作中实践教学和法律职业伦理的培养及其与司法考试的关系。

社会管理创新视阈下我国前科人员犯罪治理的新思路

我国前科人员犯罪治理制度主要有累犯从重处罚制度、部分前科报告制度以及特定职业禁止制度。这些制度反映出我国前科人员犯罪治理存在重惩处轻预防、重防控轻治理的倾向,与社会管理创新政策直接冲突。为此,前科人员犯罪治理应尝试建立帮教防控一体化、常态化机制,实现路径上,通过建立累犯累进加重制度、前科消灭制度和专门化与社会化相结合的帮教机构等途径完成。

论我国高等法科学生司法职业伦理教育

我国高等法科学生的司法职业伦理呈现去意识形态化、去道德化、去信仰化等趋势,究其缘由,表面上与我国高等教育司法伦理教育观念的淡薄和教育的缺失有关,而根本上缘于高等法学教育培养模式的技术化倾向。为提升我国司法队伍整体的职业伦理素质,高等学校司法职业伦理教育应纠正错误的人才培养观,寻求制度层面的路径,并将学校教育与执业教育有机衔接。

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新思路——兼论《违法行为教育矫正法》对刑法功能缺陷的弥补

未成年人犯罪目前已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现有的刑事政策虽然提出了"教育、感化和挽救"的方针,但由于刑法功能的局限,对治理和预防未成年人再犯收效有限。《违法行为教育矫正法》的出台,必将以崭新的立法理念弥补刑罚功能调整范围的不足,对预防和治理青少年犯罪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论我国精神损害国家赔偿标准的完善——以刑事冤错案件为切入点

我国于2010新修订的《国家赔偿法》,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地位。但由于立法的相对粗疏,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在该法中未明确规定,造成在司法实践中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具体数额各地区、不同案件中差异极大。这一状况在刑事冤错案件的精神损害赔偿中尤为明显。为贯彻国家立法的目标,实现个案正义,制定相对科学、明确且统一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标准有其必要性。应当准确理解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抚慰"功能,科学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关联因素,合理提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上限标准。

亲手犯与身份犯关系辨析——以实行行为类型为视角

亲手犯虽最初以间接正犯的对立物出现,但在根本上应从犯罪的性质出发,以法益侵害和构成要件定型性作为主体与行为能否分离的判断要素。亲手犯与身份犯的关系上,同一说与排斥说均有不妥之处;将身份犯的实行行为作可让渡的实行行为、部分可让渡的实行行为,以及不可让渡的实行行为之类型划分,可以较清晰地厘清身份犯与亲手犯之间的交叉关系。

共同过失犯罪概念的学理解读及立法完善

针对学界关于中国《刑法》第25条第二款中"共同过失犯罪"的不同理解,运用逻辑分析和历史分析的方法,从法条间的逻辑关系、历史渊源两方面对共同过失犯罪的概念进行考察,认为中国刑法中"共同过失犯罪"所指的就是过失犯的共同犯罪问题,将其与过失共同犯罪作同一理解为宜。为解决理论体系内部的矛盾,适应风险社会对共同过失犯罪的需求,未来立法应当有限制地肯定共同过失犯罪。

未成年人非刑处遇的司法化

近年来少年犯罪不断低龄化,理论和实践上提出了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和完善非刑处遇措施两种应对方案。但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有违未成年司法改革的轻缓化政策指向,非刑处遇体系的立法构建远水难解近渴,现实而紧迫的应对措施应当是实现非刑处遇的司法化。

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适用之限缩

近年来,网络犯罪及其帮助行为发生异化,相关司法解释随之发布施行。在此背景下,网络犯罪主体日趋“平民化”,立法执法系统呈现“松绑化”,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适用大幅扩张。这不符合刑法理论的内在逻辑,也无法回应司法实践的需求。对此,应该强化“明知”的罪责自负属性以及被帮助行为的严格构罪属性,对本罪的司法适用进行限缩。

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问题探微

2017年《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的出台,为进一步有效解决有案不立、有案难移、以罚代刑等环境保护领域的重大难题提供了合法依据。但在实践中存在着环保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三部门职权分工"无缝衔接"不足、环境犯罪证据证明力薄弱、检察院法律监督刚性不足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通过建立"三诉合一"诉讼机制和"三审合一"审判机制,加强三部门职权分工的衔接密度,完善两法中证据种类和证据规则的衔接,建立网上信息沟通和共享平台,缩小环境违法犯罪的地区差异性和不平衡性,强化检察院"两法衔接"上的法律监督职能,为环境保护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顺畅衔接扫清障碍。

高空抛物罪司法适用探析——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96份文书的考察

高空抛物罪属于《刑法修正案》新增罪名,但在对高空抛物罪裁判文书的分析时发现高空抛物罪在司法适用上存在法益保护对象不明、犯罪构成要件要素解释模糊和情节严重的追诉标准阙如三个方面问题。因此,有必要从明辨法益保护对象、明晰犯罪构成要件和明确情节严重认定标准入手,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检察机关参与校园欺凌与暴力社会化防控体系探析

近年来校园欺凌与暴力问题逐渐引起我国最高决策层的重视。校园欺凌和暴力的概念认知正逐步深入和明晰,健全完善治理校园欺凌和暴力的多元社会化防控体系已经迫在眉睫。检察机关在校园欺凌与暴力社会化防控体系中,肩负着重要角色和使命。在诉讼环节,检察机关应秉承双向保护理念,适度加大惩治力度,建立未成年人专门检察机构(组织)和办案模式;在非诉讼环节,检察机关应促进反欺凌与暴力的法律法规完善,指导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做好反欺凌法治教育及技术防范,强化学校、教师及监护人责任追究制度,大力加强普法宣传。

参与式教学法在法学实践类课程中的应用探析

参与式教学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以实践为导向的、强调多方参与与共同协作的特殊教学模式。目前,在法学实践类课程教育教学中,参与式教学法的运用处于自发的、零散的、初级的阶段;未来参与式教学法应当充分发挥前提、方式、阵地、评价四要素的效用,建立学生适度自由选课机制、引进小组合作教学法和情景体验教学法、强化校内外实践基地功能、改革法学实践课程评价方式,以促进法学实践类课程教育教学水平进一步提升。

不同剂量丙种球蛋白联合光疗治疗新生儿ABO溶血病患儿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研究

目的:研究不同剂量丙种球蛋白联合光疗治疗新生儿溶血病ABO患儿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方法:选取2017年2月-2021年10月本院收治的新生儿溶血病ABO患儿98例为研究对象。根据治疗方案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49例。对照组采用500 mg·(kg·d)^(-1)的丙种球蛋白进行治疗;观察组采用1 g·(kg·d)^(-1)的丙种球蛋白进行治疗。对比两组的治疗情况,血清总胆红素(Total bilirubin,TBIL)、血红蛋白(Hemoglobin,Hb)及不良反应情况。结果:观察组光疗时间、住院时间、黄疸消退时间均短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两组TBIL水平均下降,并且观察组24 h、48 h TBIL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24 h、48 h、72 h Hb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不良反应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大剂量丙种球蛋白联合光疗治疗对新生儿溶血病ABO患儿临床疗效显著,可降低血清TBIL水平,且安全性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