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革下的日常:北宋熙寧時期的理政之道

學界現階段對北宋熙寧時期的研究已努力超越以往多用變法與反變法、新黨與舊黨、消極與積極等歸類、評判式的討論範式。若着眼於熙寧時期王安石對中書、樞密院、三司等重要機構政務所進行的整頓,把研究目光投射到當時的日常政務處理當中,可觀察到此期在"變革"主旋律下對既有日常政務的處理狀況,進而瞭解此時神宗君臣積極推行新法的同時,也着意於强化政府處理政務效能,二者在理政方式上具有共性。神宗君臣通過特殊人事渠道推展政務,使新法推行與既有政務逐漸統合起來。經歷熙寧時期政務運作的調整,"舊日常"向着元豐時期"新日常"轉化,從而更加全面地呈現熙寧時期理政的特點。

宋理宗繼立繫銜身分小考(下)

孝宗有三子愭、愷、惇,紹興三十二年六月下詔封爲皇子,繫銜據《中興禮書》載,九月下制書:“情:少保,永興軍節度使,進封鄧王。愷:雄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慶王。惇:鎮洮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恭王。”均各有食邑,食實封,並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孝宗長子亡故後,以三子惇“英武類己”,於乾道七年二月封爲皇太子,越繼大統(《宋史全文》卷一一)。

“無論於舊,不間於新”:論北宋熙豐之際的政局轉换

北宋神宗朝元豐時期的施政對其後歷史影響深遠。究其變化的端倪,即在熙寧、元豐之際。此期熙寧"中書權重"的局面被打破,宰執人選,宰執與宰屬、言事官的關係都發生了重大改變,中書權力被漸次拆解。政治目的即是使神宗本人成爲新法的主導者,同時要在新的人事結構下繼續推行新法。如何消除朝野對朝廷政局走向的疑議,避免朝臣在是否繼續推行新法之間摇擺,又能實現上述政治目的?這些矛盾、糾結及應對之方,使熙豐之際的歷史頗爲隱晦而複雜,也成爲元豐之政的先聲。

宋理宗繼立繋銜身分小考(中)

紹興三十年(1160)二月,高宗同宰執商議,欲立普安郡王瑗爲皇子。據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壬午内禪志》載:諭之曰:‘朕有一事,所當施行,似不可緩。普安郡王甚賢,欲與差别,卿等可議除少保、使相,仍封真王。’衆皆前賀。……戊辰,三省、樞密院進呈普安郡王加官、移鎮、進國名及宣制吉日。

宋理宗繼立繫銜身分小考(上)

宋代先皇帝無子,以繼子身分人承大統者,北宋有英宗,南宋是孝宗和理宗,繼位之路都不乏曲折驚險,理宗之立則尤爲突然。嘉定十四年(1221),寧宗立宗室子爲皇子,賜名竑,除寧武軍節度使、封祁國公,後授檢校少保,封濟國公。理宗原本爲寧宗弟沂王之繼子,授右監門衛大將軍,在趙竑封濟國公後,除邵州防禦使。因趙竑與宰相史彌遠及楊皇后的矛盾,遂有理宗之立。

北宋元丰改制“重塑”尚书省的过程

北宋元丰改制变二府体制为三省-枢密院体制,如何构建新制行政体制是改制的重要内容。推进改制过程中,宋神宗逐渐提升尚书省地位,行政体系中不同层级部门的行政职能先后得以"重振":继熙宁时期部分寺监职能已得到振举后,元丰初把不少六部职事纳入尚书省。元丰五年对尚书省结构、职能及运行机制有了更全面的规范,其中都省覈治省事,由于长官的特殊性,成为决策与执行的枢纽。新制以尚书都省为首脑,由下到上"重塑"了国家行政体制。这一过程,呈现了二府体制到三省-枢密院体制职能转换的轨迹。

北宋河东路安抚使司的设置及其军事运作

北宋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共处京师开封所在京畿路以北,从东到西形成一组战略防御地带,直接面对契丹和西夏的军事压力,构成北方综合防御区。河东路虽不及河北路、陕西路全路直接面临敌对压力,但其防御自有特色。此特色即体现为河东路在战略部署上分为西、北两块战略单元,形成以并州为中心,辐射西、北二边的军事防御结构。在具体防御操作中,宋延重视土豪力量的使用,使河东路的军事运作呈现出自身的特色。

点校本《续资治通鉴长编》校正一则

《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三二七元丰五年六月乙卯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871页）,记载宋神宗元丰改制中三省的分工云：诏：＂自今事不以大小,并中书省取旨,门下省覆奏,尚书省施行。三省同得旨事,更不带‘三省’字行出。＂是日,辅臣有言中书省独取旨,事体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