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化居家养老:新时期养老模式创新探索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形势日趋严峻,既有的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和社区居家养老模式虽各具优势但也各有不足。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尝试提出一种新的养老模式,即"网络化居家养老"。网络化居家养老将既有的三种养老模式纳入其中,发挥其各自优势,同时借助信息化手段和统一的为老服务平台,通过整合全社会为老服务资源形成网络,为居家养老人提供方便、快捷、高效、随需的为老服务,使老年人能够尽享现代社会带来的便利。同时,本文也希望通过探讨这种新的养老模式,对我国社会治理与服务模式转型升级进行再思考。

新型社区服务体系的建构:以社区居民参与为中心

社区服务在我国已经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时至今日,我国的社区公共服务、社区商业服务和社区互助服务都正面临着各自的发展困境。究其原因是由于传统的社区服务体系中缺失了非常重要的两环——"诉求表达"和"评价监督"。因此,有必要建构一种基于"自主的社会领域"和"扁平化的社区服务平台",有助于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的"众包"能量,让社区居民充分参与其中的新型社区服务体系。以此来适应社区居民不断延伸的需求"长尾",进而实现面向实际需求的社区服务资源整合并提供随需而变的社区服务,真正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

城市社区公共财政政策何以执行

近年来兴起的城市社区公共财政政策,已然成为多地城市社区资金保障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然而,面对相似的政策背景,作为政策执行主体的社区两委,表现出的政策执行力却千差万别。研究发现,城市社区公共财政政策执行的阻力,由政府部门政策设计的能力、政策执行主体自身的预期,以及政策对象的支持力共同设定;该项政策执行的动力,则可以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不断被型塑和建构出来。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基层社会活力也是影响城市社区公共财政政策执行力的关键变量,此类政策执行的过程,既是对二者的考验和检验,也是对二者的促进和提升。

城市基层社区的松解与重构

城市基层社区的松解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总体性社会结构的改变、单位制的消解、住房商品化的施行,以及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基层社区正在经历由街坊社区、单位社区等熟人社区向陌生人社区转变的过程,并逐步显现出松解迹象,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1.空间基础的松解 首先,社区边界由封闭化转为开放化,使社区成员的异质性和流动性大大增强.

社区能力的个案研究——以发展变迁为视角

社区不仅是个体生活、利益、情感的共同体,更是嵌入于宏大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变迁之中。因此,在研究任何一种类型的社区之前,厘清其可供依托的历史/起始资源及其发展变迁历程就显得尤为重要。故而,有必要在既有的"社区能力"研究脉络中,加入历史的分析维度和宏观的分析框架,以期拓展现有的社区能力研究视角。总的来说,提升"社区能力"的关键点和核心议题就在于提升社区的"自治力",增进社区居民福祉才是社区能力提升的基本诉求。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构建城市“新熟人社区”

“熟人社会”一词是由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的。如果说传统的乡土社会是基于血缘、地缘关系形成的“熟人社会”,那么传统的城市社区则可被看作是基于地缘、业缘关系形成的“熟人社区”。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住房商品化的实行、流动社会的到来,城市社区逐步由街坊社区、单位社区等传统熟人社区形态向陌生人社区转变。在此过程中,人与人、人与空间、人与组织、人与社会之间的关联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并日益呈现出成员复杂化、利益分散化、结构扁平化、关系原子化、观念多元化、流动快速化等方面特征。

能动嵌入:以企业社区参与为例

传统的嵌入性理论认为经济行为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并受其影响和形塑。这一观点具有较强的"被动性"意涵。近年来,国内企业社区参与的实践发展表明,企业不仅要受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还在积极尝试并有能力改变和生产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文章称这一现象为"能动嵌入"。"企业借道社会"和"企业经营社会"是企业能动嵌入于社会之中的两种具体表现形式。前者是企业借助社会的逻辑管理自己的员工社区,后者是企业借助市场的逻辑经营普通的居民社区。进而,文章希望进一步探讨企业驱动的社区层面的"社会治理"和"社会生产"。

“集成治理”的实现形式及其内在逻辑——以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社会治理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面临一些治理困境。以"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为代表的"集成治理"模式的出现,为科层体系的自我调适提供了新的手段,也为基层治理改革提供了新的方案。文章以T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为例,着重探讨集成治理的实现形式、实际效果和内在逻辑,而后指出,借由集成治理,传统科层体制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修正,且呈现出一些"逆科层化"的改变。在此过程中,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所用,国家既为社会赋权,也被社会赋权。

“政府造社会”:社区公共服务领域的“社会生产”实践

城市社区居民的自组织,一直被看作"社会生产"的可能路径之一。近年来,地方政府在城市社区公共服务领域的"供给侧改革",似乎开启了一条以政府他组织的方式促进社会自组织的"社会生产"新路径。本文通过分析"政府造社会"的含义、动力来源、实现渠道和实际效果,指出尽管"生产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仍只是地方政府在优化基层社会治理结构过程中的"未预结果",但客观上为社会的生产提供了更多的空间、机会和可能性。同时也应看到,国家的外部赋权并不必然促成社会的内部增能,有时反而可能加深社会对国家的依赖,造成社会内部的分裂,或是强化基层政府的管控。也许,只有通过"完整赋权",才能使"政府造社会"成为社会生产的更有效路径。

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

社区作为城市的“细胞”．有着感知居民美好生活最直接、最敏锐的触角，是激发社会活力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重要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基层社区发展好了，政府存量改革和社会增量一改革才能同步推进．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才有了根本保障。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布洛维“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启示

直到今天,在关于社会的本质、作用和意义上还存在着巨大的误区,在一些人头脑中,社会似乎总是站在国家或体制对立面的敌人。"社会"这个团结、稳定、和谐的最重要的组织和机制却被视同异端,成为与其特质相悖的负面因素,这实在是天大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