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产性服务与农村三产融合的协调度测算

农业生产性服务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协调发展是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客观要求,是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要途径。该研究从农业生产性服务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内涵本质出发,阐述了二者的耦合机理和协调模式;构建了农业生产性服务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评价体系,并以2016年黑龙江省部分地域的统计数据为样本,利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量了各地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探讨了二者协调度的地域分布特征。结果表明:目前,黑龙江省的部分地域农业生产性服务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耦合协调度整体上不高,且整体上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略低于农业生产性服务发展水平,并根据实证结果为政府部门提升农业生产性服务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提供政策建议。

农村三产融合与宅基地退出的协同作用机理及协调度研究

农村三产融合与宅基地退出具有重要的协同要义。本文首先阐述了农村三产融合与宅基地退出的协同作用机理,即农村三产融合为宅基地退出带来了需求,宅基地退出为农村三产融合供给了土地资源,二者的发展目标与参与主体是一致的,存在深刻的内在逻辑关系;然后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基于黑龙江省10个县(市)的实地调研数据,对黑龙江省农村三产融合与宅基地退出的协同发展水平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黑龙江省农村三产融合与宅基地退出的协同发展程度中等,宅基地退出效果滞后于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效果,宅基地退出机制的构建存在可提升的空间。

多指标视角下组织化农户与家庭农户的经营效率测算及分析

基于黑龙江省12个县(市)526个大豆经营主体的经验数据,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SFA),从单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2个衡量指标出发,对农业组织化经营和农户家庭经营的生产效率和综合效益进行测算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以数量型指标测得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生产效率最高的为普通农户和规模化农户,其次是农民专业合作社,而农业企业生产效率最低。另外,以经济型指标测得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综合效益最高的为农业企业,最低的为普通农户。

组织化内生成本视角下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问题研究

小农户长期存在是中国农村的现实,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从实践层面来看,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有农业组织化和农业市场化两条有效途径,但农业组织化衔接存在较大的内生成本和较长的成本收益周期,因此存在最适规模边界,即农业组织化存在着不可避免的衔接困境;而农业市场化衔接可以缓解农业组织化衔接中存在的困境,具有更突出的衔接优势。应当在适度发展农业组织化的基础上,壮大并完善农业市场化体系,进而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

土地托管的形成机制、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基于黑龙江省的实践案例

土地托管是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新型实践。土地托管的实质是合约形式下的委托—代理关系,是组织化与市场化融合发展的逻辑必然,同时也是利益驱使与上层引导共同作用的结果。土地托管一方面深化了现代农业发展所必需的专业化分工,另一方面也保留了小农户在土地上的剩余索取权,不仅为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而且在土地产权集体所有的基础上降低了土地的租值耗散。但与此同时,土地托管的供给主体面临着生产、市场以及违约等多重风险,参与农户负担着额外的签约谈判和交易执行等合约费用,并且其退出农业生产后面临的择业困境也增加了土地托管合约的不稳定性。对此,可以通过完善监管和信誉机制、积极培育土地托管服务供给主体以及强化地方扶持政策等方式加以解决。

田园综合体建设、农村三产融合与农村居民增收

中国田园综合体建设是现阶段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保农村居民富裕富足的有效手段。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域的面板数据,以田园综合体试点政策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DID)模型对其促进农村居民增收的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然后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和三重差分(DDD)模型,对田园综合体试点政策进行了农村三产融合视角下的中介效应检验以及经济禀赋视角下的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1)田园综合体试点政策能够有效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以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2)田园综合体试点政策能够通过农村三产融合的路径促进农村居民增收,农业纵向产业链延伸和农业新业态培育是其中两条较为显著的具体传导路径,但农村三产融合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遮掩效应。(3)田园综合体试点政策存在经济禀赋视角下的异质效应。相比于经济禀赋落后的西部地区,田园综合体试点政策在东中部地区促进农村居民增收的效果更显著。在具体传导路径方面,东中部地区能显著促进农业纵向产业链延伸和农业横向多功能扩展,而农业经济大省能够更有效地培育农业新业态。最后,本文提出了优化田园综合体建设中的收入分配制度、推动城乡边界模糊化、因地制宜地促进农业横纵向延伸和新业态培育以及鼓励农业经营主体的协作等政策建议。

市场化介入对组织化小农户经营效率的影响——基于黑龙江省大豆合作社的面板数据

基于黑龙江省大豆合作社的面板数据,利用SFA-Tobit模型的两阶段法,测算组织化小农户的经营效率,并以农业社会化服务为例,分析市场化介入对组织化小农户经营效率的影响情况。结果表明:(1)农业市场化可以在适度农业组织化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衔接效率;(2)研究区域组织化小农户的平均经营效率为0.790,农业市场化介入正向影响组织化小农户的经营效率,其中农业生产性服务对组织化小农户经营效率的提升效果较为明显。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应当推动小农户在适度组织化发展的基础上,积极引入农业市场化衔接方式,以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

蔬菜种植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黑龙江省510份蔬菜种植户样本,利用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蔬菜种植户采用绿色生产技术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种植户受教育水平、蔬菜种植经验、蔬菜种植面积、家庭农业劳动力比重、蔬菜商品化率、绿色生产技术提升收益比例预期、绿色生产技术推广培训情况、绿色农产品检测认证机制对种植户采用绿色生产技术意愿有正向影响;机械化程度、市场信息的获取难度和绿色生产技术的购买成本对种植户采用绿色生产技术意愿呈明显的负向效应。

中国农业家庭经营的代际传递:基本逻辑与现实研判

农业家庭经营形态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促进农业家庭经营平稳而有效的代际传递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高效发展的重要保障。国外学者对该现象和问题关注较早并已形成系统性研究成果,比较而言,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后,在法律制度逐渐完善和土地要素市场化进程大幅推进的背景下,农业家庭经营形态逐步稳定,代际传递问题成为一种客观实践的需要并被国内学者关注。本文基于中国土地产权制度框架提出农业家庭周期演变的阶段性特征和农业家庭经营代际传递的一般规律。研究认为:农业家庭经营的代际传递是家庭生命周期规律的逻辑必然。农业家庭经营代际传递包括正式制度下的有形资源传递与非正式制度下的无形资源传递,影响农业家庭经营代际传递的现实因素众多,其中大多数通过农业家庭经营的在任者数量和质量、继任者数量和质量以及代际传递环境三个方面产生影响。中国农业家庭经营代际传递的客观性日益凸显,对该问题进行研究的紧迫性不断增强。最后,对未来中国农业家庭经营的形态演变和代际传递趋势进行展望。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公平性碳减排效果评估——基于工业碳排放视角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是中国政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措施。实现碳减排不仅应当注重对总量的控制,还应注重区域之间的公平性。本文明确了对中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进行公平性碳减排效果评估的意义,聚焦工业这一碳排放的主要源头,阐明了中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实现公平性碳减排的理论机制,利用城市层面的广义Bonferroni曲线测度了中国城市的工业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公平性水平,并进一步利用双重差分(DID)的方法实证评估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实现中国公平性碳减排的效果及相关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第一,中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有效实现了公平性碳减排;第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提高工业用能效率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途径实现公平性碳减排;第三,东中部城市比西部城市的公平性碳减排效果更优,并且减污环境规制在东部地区会产生积极的线性调节效应,在中部地区会产生正“U”型调节效应。最后,本文提出了维持央地政府间弱激励与弱约束关系、发挥市场的要素配置力量、注重碳减排政策的公平性、强化碳污协同治理等政策建议。

农业规模经济的市场力量效应研究——基于黑龙江、吉林和山东的分析

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需要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践表明农户实行农业规模经营不仅是为了获得规模报酬效应所带来的收益,而且还是为了获得市场力量效应所带来的收益。利用C-D函数,建立产量与价格增量之间的函数关系,设定价格增量产量弹性系数概念,构建引入市场力量效应的农业规模经济理论模型,并将农业规模经济分为"规模报酬效应阶段"、"规模报酬效应+市场力量效应阶段"、"市场力量效应阶段"三个阶段。进一步地,利用调研所得的数据对农业规模经营的市场力量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相比于劳动力要素,土地要素和资本要素对农业规模经济的影响更为显著;2)普通农户的市场力量效应较弱,处于"规模报酬效应阶段",而规模化农户的市场力量效应较强,并且由于其规模报酬效应仍为正向,因此其处于"规模报酬效应+市场力量效应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