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变迁下的刘三姐歌谣发展策略

生态民族学认为世界上所有民族所处的生态环境并非原生的自然生态体系,而是经过人类改造过后的次生生态环境,即所谓＂文化生态共同体＂。其具有发育、壮大、衰亡、再生的一系列生命变化体征,是一个不断发展、适应生态环境的严密系统,也是人类生计方式不断积累的产物,因而文化生态产生相应变化的原因必然是由于人类生计方式的改变。

以历时性角度探析“大音希声”历史本源

老子提出的"大音希声"作为音乐美学的重要命题,历来众多学者对其意义阐释不一.笔者从"大音希声"的历史性渊源入手,考察其历史发展脉络,从春秋时老子寓道的比喻到战国庄子的天乐、天籁观的填充,再到汉刘安<淮南子>结合儒家"无声之乐"的阐释;进而魏晋--隋唐时期文人的实践到宋元明清时期在琴乐审美的影响,及至当代众多学者的种种阐释."大音希声"逐步发展、嬗变为中国传统美学的审美理想,成为一个美学范畴,并影响指导着中国重含蓄、崇淡和恬静、尚弦外之意艺术创作风格的形成.其实质是文化的交流融合,反映了社会的变迁发展、历史进程的推移经过.在不同历史背景下,每一次阐释无疑都是其意义的二度"远化".

少数民族地区高校职业化进程中的中国音乐史教学转型

2014年6月，国家教育部明确改革方向，提出“国家普通高等院校1200所学校中，将有600多所地方院校率先转向职业教育”。改革的重点进一步明确了高等教育继续加强应用型、职业性教育的方向。位处第一批转型的少数民族地区地方高校，在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设计等方面如何使其更加适应地区文化、经济的建设，是高等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一环。作为地方高校音乐学、音乐表演本科专业的毕业生，未来职业发展的途径主要是：一、进入当地中小学等教育部门或县以下文化馆；二、进一步学历深造；三、进入专业的表演、艺术团体。根据历年来学生就业情况的统计，前两者所占比重达90％。不论是作为地方中小学教师、基层文化馆员还是考研都需要扎实的中国音乐史论知识，尤其是对地方音乐文化的学习对其传承保护当地文化遗产，弘扬民族文化极为必要。

汉代黄门鼓吹署建立时间与职能考——古代鼓吹乐管理与传播系列研究(一)

鼓吹署的建立要晚于鼓吹乐的出现。汉代尚未建立专门性的鼓吹乐管理机构,"黄门鼓吹署"此机构并不存在。汉代的黄门鼓吹包括黄门(宴飨)鼓吹和黄门骑吹,其成员分别由来自乐府的黄门倡和来自少府可充当禁军的黄门冗从组成。用于宫廷宴飨部分由小黄令管理,骑吹则由黄门冗从仆射管理,并接受承华令的管理,二者同为隶于九卿的少府管理,构成了后世对鼓吹乐进行管理的初步机制,也为西晋时正式建立鼓吹署管理鼓吹乐和百戏打下了基础。

实践出真知——对朱载堉异径管律实验结果的一些看法

在朱载堉异径管律的研究已进行多年，有许多结论大相径庭。因而在对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应用取舍方面更应该以实践为标准，寻找可靠的证据支持。针对徐飞和刘存侠研究中一些不够有说服力的看法，本文作者将与之商榷。

谈视唱练耳课的多学科综合教学

视唱练耳是一门涉及到多方面综合能力的音乐基础学科。在教学的过程中,应综合运用相关音乐理论与专业技能,使之互相促进。从视唱练耳教学与乐理、声乐、身体律动、钢琴伴奏、音乐审美这几方面的结合,对教学理念和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

乐业“八音”鼓吹的音乐学分析

广西百色乐业"八音"是常用于婚丧的礼仪音乐,演出形式分行奏与坐奏。具有"公""母"呼应、不拘乐器即兴装饰的特点。音乐多采用变化重复和自由模仿的手法,同均五声调式交替,突出商、徵调性。家族式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造成了八音学习、继承的困难。

《老子》“大音希声”道法观

《老子》论"道"的政治旨归是解读"大音希声"的前提。从《老子》对"道"的阐释,结合乐律学对音、声结构的分析,解读何为"大音"、"希"作何解、"音""声"关系等,认为"大音"作为"道",虽"听而不闻"但并非静寂无声,而是常处于转化生声的过程;"大音"表现为希声,虽平淡寡少、淡乎希微,却能"和心养人,终身听之不烦";"大音"和"希声"分别象征"无欲""有欲",为"道"之两端,"五音"作为"大音"的对立概念,象征老子反对的"极欲","大音希声"是老子用蕴含"道"之法则的自然之音来反对过多欲望的人为之音,如此方合老子治政之道。

清代卤簿乐衍变的比较学研究

清代卤簿乐分类标准和乐队名称的不统一造成了理解的混乱。运用比较学统计其乐队类型、编制、功能、使用场合、陈设及乐章伴随着皇家仪仗规模的不断扩张的变化情况。卤簿乐在后金、崇德、顺治、乾隆时期伴随皇室仪驾的改组经历了从源起、建制、增修、完善、定型的发展过程。乾隆时期设立乐部加强管理,增订郊劳凯旋乐;增修乐章、乐谱;增改釐订大驾、法驾、銮驾、骑驾四等皇帝仪卫的原定器数,明确乐队乐章的使用与陈设。故清卤簿乐分为导迎乐、前部大乐、铙歌鼓吹、行幸乐(即鸣角+铙歌大乐+铙歌清乐)、凯旋乐五类。

论儒家乐教对当下音乐教育的启示

药家鑫事件反映出当代音乐教育的急功近利。高压管教的家庭教育,教育者功利的教育目的、狭隘的教育内容、僵化片面的教学方法是造成其人格缺陷的巨大推手。面对家庭和社会音乐教育的种种问题,儒家乐教习乐修身的教育目的、情感体验式的教育方法以及对教学内容的严格选择对探索如何在音乐教育中孕育德性与人格不无借鉴。

黄钟与“百钟”—冬夏定律的时间、性质与律差

管乐器发音受温度影响,因此,确定律高的季节造成的音高差异性问题是考证古代黄钟标准音高的重要细节。翻检先秦两汉月令文献,发现古人多以“黄钟之宫”应“中”应“君”,唯有《淮南子》别设一律“百钟”应之,原因何在?比对异文可知,古人对冬夏黄钟的性质定义有所区别,强调“黄钟之宫”(百钟)是季夏戊己日“迎中”所奏之黄钟声,设为“中声”如君王治四方时空;“黄钟之律”是冬至灵台候气授时的黄钟声,象一年之始。伴随候气和五郊迎气制度的延续,形成了黄钟于冬夏两次定律的规律。声学研究证明冬夏黄钟发音相差近一律,古人立均调律有系统科学的方法。对冬夏黄钟定律时间与律差的认识,提供了在时间维度上认知历代黄钟标准音高的新视角。

中国古代定黄钟技术钩沉

中国历代王朝,强调以黄钟律管作为基准来建立度量衡测量体系。在这些国家标准器的制造中,如何确保器物形制、容量、容重的准确,一直是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一个迷题。本文通过对汉代出土度量衡器物和新莽无射律管形制的互校,结合累黍等实验,并考证古籍所载确定黄钟的方法与技术后,发现早在先秦时期,律度量衡器一体化的设计理念,器物的制作工艺,利用黍、水等自然物属性进行测量的方法,均已出现并付诸应用。汉代实现新莽异径管律及度量衡精密校测的核心技术是以度审容,以水准概,这一技术显示了中国古代音乐科技的高度发展水平。

黄律与黄钟——汉代律历度量衡制度下的黄钟形制考

汉代刘歆总结、实践的五则一体同律度量衡钟律制度,为历代造律之总则,始于何时,是谁所定向有争议。结合文献与汉代出土量器,可证1975年湖北凤凰山汉墓出土刻有"黄律"的钱衡杆,是张苍"以律定度量衡"的新证据,张苍对汉初律历度量衡制度确有肇始之功,但尚未以律起历。从《淮南子》展示的汉初黄钟律数据及律与度量衡的关系,到落下闳以律起历,司马迁、京房、刘歆造律一致,可知在太初元年的律历改革中,五则一体制度的基本规则和数据起点,已被落下闳、邓平确立了下来。刘歆钟律理论源自落下闳,汉代黄钟律管形制长9寸,积810分一以贯之,出土量器可证汉代黄钟内径并非三分。

中国古代律管造型的衍变——兼谈豁口作用

律管形制的变化直接影响发声效果。已知音乐考古实物以及文献、图像资料中,中国古代律管早期无豁口,豁口律管的证据出现在宋以后。明清律家常按照豁口律管形制设计乐器,反映了古代“依律定乐”的思想。经有豁口与无豁口律管的声学实验发现:豁口会抑制闭管发音,有豁口律管闭管发音的最大长径比为26∶1,这决定了长径比在30∶1上下的黄钟律管无法闭吹,因此,古代律管应以开管吹奏。同时,豁口还使律管发音更加稳定,令音高升高,越细越短的律管,豁口对音高的升高作用就越明显,豁口律管的出现是受到带豁口竖吹管乐器的影响,这一造型的变化是出于实践的技术进步。

清代卤簿鼓吹乐队的命名与分类辨证

清代文献对卤簿鼓吹的记载,存在乐部间同类异名、同名异类的现象,导致后人对其分类及乐部关系的混淆。初现于乾隆《会典》"乐部"与"銮仪卫"命名与分类的矛盾,再现于嘉、光朝《典》《例》之间,文献的持续书写使矛盾加深。《清史稿》虽发现矛盾,重新定义乐部名实,却造成原本同义的"铙歌乐""铙歌之乐"名似实异。通过对比卤簿乐器、乐章及功能,辨析"铙歌鼓吹""行幸乐""铙歌大乐递减说""铙歌乐的多重所指"所涉及的名实关系,提出清代卤簿鼓吹可分为"二署三门五类七部",得出"清代文献卤簿乐队命名对照表"。

开管管口校正数与计温律高计算公式验证——基于黄钟律管的三组实验

“管口校正”是“管律”研究的重要问题,向有争议,不但开管、闭管有别,且实践证明温度是确认管口校正数、推算律高时不可忽略的一个变量,温差30度则音高差近小二度。现有声学公式中通常不计温度变量,因此本文在三种不同温度条件下对18支黄钟律管进行三组开管吹律测音实验,采用“音高区间”统计方式,据测音数据对学界所用的9种开管管口校正数进行检验,认为在计入管内温度影响后,以5d/3的开管管口校正值计算的结果与实测最为符合。同时,本文借鉴物理声学和医学界新的研究成果,推导出不同温度下的管内声速,进而提炼出“计温开管律高计算公式”,在已知管长、内径时,可直接由环境温度算得精确音高。经验证,此公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此前气温对律管音高影响难以估算的问题,计算值符合实测音高,从而提升管律律高计算的准确性。

朱载堉异径管律理论验证的再验证--与刘存侠先生商榷

刘存侠在朱载堉异径管律与杨荫浏修正案的对比中,忽视了二者形制差异和朱载堉律管特设豁口对管口校正数的影响,使用的理论公式不完整;在其一系列研究中存在对参考文献断章取义;诸种数据设定随意;计算单位、尺度不统一等问题。因此,其推出的最新成果实属错漏百出,无法据此判断朱氏及杨氏谁更合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