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史略创办《大洪报》始末

我的父亲史略,江苏泰州人。1909年出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到延安,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学习。抗战时期,先后任《救中国》发行人和《大洪报》主编。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安徽省物资厅厅长、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以及省国防工业办公室负责人等职。"文革"结束后,任安徽省顾问委员会委员。

论我国科技情报管理体制总系统的改革

文章把我国科技情报管理体制看成是一个由三个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子系统构成的大立体系统。作者指出，改革微观情报管理系统目的主要是调动各别情报机构的内在动力；改革宏观情报管理系统，目的主要是制定和完善国家情报政策和规划；而情报工作协调系统的改革目的，则在于既要保证国家情报政策和规划很有效地指导协报饥构的微观活动，又要保证情报机构能够根据情报的社会需求自行协调其微观情报活动。这三个子系统改革目的的总和也就是我国情报管理体制的总的改革目的。

建立与完善我国新的科技情报工作体制的几个问题

文章指出，全国科技情报管理机构，应充分行使其职能，加强对全国科技情报活动的控制与指导。首先应集中力量研究和制定全国性的科技情报政策，组织全国情报力量为国民经济建设和科技决策提供服务。

我国科技情报工作协调理论探讨

一、问题的提出所谓情报工作协调制度,简要地说,就是指协调情报工作的方式。我国现行情报管理体制决定了情报工作的协调方式只能是行政协调方式。在我国情报工作初创时期实行这种协调方式,由于当时情报工作的规模较小,层次较少,其协调作用还比较能发挥出来。但随着我国情报工作进一步发展。

从纺织女工到新四军战士——回忆我的母亲吴鹏云

一1919年6月,我的母亲吴鹏云出生于扬州江都邵伯乡的一家以弹棉花为业的手工业者家里。当时,母亲家没有土地,外公是一个弹棉花的工匠,他每天走村串巷给七里八乡的乡亲们弹棉花,生活很是贫穷。母亲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孩子。她上面应有八九个哥哥姐姐,但因为贫穷,只有2个哥哥、3个姐姐活了下来。我的这些舅舅和姨妈们都比母亲大很多。

P2E2政策工程介绍及对我国污染治理的启示

我国有很多企业对治理污染持消极的态度,这是我国污染治理中的一个软肋。企业一般不愿意上马一些尽管可以提高能效、减轻污染但花费甚多的技术项目,担心这样会增大现金流,增加运营成本,加重企业的负担。对此,美国政府推动的以香港公司为基础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实施的P2E2政策工程是个较好的办法,对于我们解决上述治污节能问题有所启迪。

父亲与胡绳合办《救中国》始末

我的父亲史略(1909—1989年),江苏泰州人。1938年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到延安,先后任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太行一分区昔东二区区长、太行七分区《豫北日报》主编及滁县地委宣传科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安徽省工业办公室副主任。

石岭读书记

在我的知青生涯中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该写却一直未写,那就是读书。我经常在脑海里闪现出这样一个场景:在冬天的一个晚上,外面下着大雪,我们组的几位男知青或蜷缩在床上,或趴在一个简陋的大方桌边,但是几乎每个人都捧着一本书在读,还时不时有人提出个问题,有人知道的就回答,问者觉得回答得对,就接受,觉得不对,就可能会提出反驳,甚至还会引发出脸红脖子粗的辩论。当然,这类争论最后大多是不了了之。

浅析一种新的国际工程指标报价策略──机会与风险评估

传统的投标报价策略主要是在了解并分析竟争对手以往的投标报价利润率和中标概率基础上调整已方的报价，以求中标。但如果无法获得竞争对手刻意保密的商业秘密，上述策略也就没有任何实用意义了。机会与风险评估策略则是在研究工程现场和标书的基础上，寻找和分析某些对工程可能有利或不利的因素，并对这些因素作量化分析，折算成标价，以对正常标价进行调整，从而使报价更科学，也更具竞争性。这种报价策略目前在国际大型跨国工程公司中的应用日益普及。因此，将其介绍到国内来，毫无疑问将是非常有益的。

浅析一种新的国际工程投标报价策略——机会与风险评估

传统的投标报价策略主要是在了解并分析竞争对手以往的投标报价利润率和中标概率基础上调整己方的报价 ,以求中标。但是如果无法获得竞争对手刻意保密的商业秘密 ,上述策略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机会与风险评估策略则是在研究工程现场和标书的基础上 ,寻找和分析某些对工程可能有利或不利的因素 ,并对这些因素作量化分析 ,折算成标价 ,以对正常标价进行调整 ,从而使报价更科学 ,也更具竞争性。这种报价策略目前在国际大型跨国工程公司中应用日益普及。因此 ,将其介绍以国内来 。

龙头企业批判——三农问题上的一个认识误区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三农问题和合作社问题，但我觉得还有一些由于过去我们错误的三农政策及其宣传所导致的认识误区，龙头企业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之一。这种认识误区正混淆和干扰着人们对合作社本质问题的认知。所以，我便写出这篇经济评论，以图澄清所谓龙头企业的实质，让读者跳出这个认识误区，找到合作社的真谛和本源。

中国土地改革六十年

“三农”问题的由来之一：历史上的改革目标 改革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按照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改革就是指“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农村的改革并非起步于1978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而是应该从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开始算起。

中国土地改革六十年

“三农”问题的由来之二：无奈的制度选择 从1958年到1978年，人民公社整整在中国存在了二十年。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中国农村不仅遭遇了骇人听闻的大饥荒，饿死了至少3000万人，其中大多数是农民，而且致使农业生产处于一种极度萎缩的状态，农村一片落后与破败的景象，而广大的农民则长期生活在极度的贫穷之中。

土地所有权里的三个权利

现在,我国有关土地制度的法律法规和红头文件以及众多有关土地改革的文章无不说到了土地所有权。但是,究竟什么是土地所有权?或者说土地所有权究竟包含哪些权利?到目前为止却似乎没人能说清楚。当前,我们在谈到土地所有权时,一般都不说土地所有权的构成,而是说土地所有权的内容包括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权能。而且,一再强调土地所有权不能交易。其实,我们所说的这四项土地权能不过是土地所有权的一种外部的或叫法律的表现形式。

建设美好乡村必须进行制度改革

我在5年前发表了一个系列文章,题目是《中国农村的未来》,在这篇系列文章中,我对中国农村的未来,也就是未来的新农村和美好乡村,提出过6个尖锐的问题:一是未来的中国农民作为农业经营者,会像工商业经营者拥有自己名下所经营的资产那样拥有自己名下的土地资产和土地上所有附着物的资产吗?二是未来中国的农民作为乡村居民,会像城市居民那样可以自由买卖或出租所居住的具有商品房资格的房屋吗?

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路径

中国'三农'问题的症结主要是农村土地制度问题。因此,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应该是整个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由于农村现有的集体土地类型较多,用途各异,与农户的产权关系也亲疏不同,稍有不慎,指导政策上就会出现失误。比如,现有农村集体土地按照大类区分,一般可被分为耕地(含养殖水面)、山林(含草场)、四荒地、农业建设用地(主要指农牧渔场用地以及已修建或规划中拟修建的农村道路、农田水利和永久性晒场等常年性工程设施用地等)、非农建设用地(主要指已建设或规划中拟建设的乡(镇)村公益事业用地和公共设施用地以及工商业开发用地)

乡村社区的制度性改革

村民自治组织将其办理公共事务的行政权力上交给政府,就意味着给农村社区包括村民自治组织在内的各种经济和社会组织,特别是非政府性的组织腾出了宽广的也是非常宝贵的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也将给我们通过一系列制度性改革以重新构建我国农村崭新的社区生活带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绝好时机。改革与重新构建农村社区的新生活,首先需要改革与重建农村的自治组织制度体系。这是一项看起来很复杂,其实并不是毫无基础的一项工作。因为经过三十多年村民自治的实践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和进步,我们已经完全具备了改革与重建村民自治组织体系的坚实基础。只要我们认真吸取村民自治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既根据国际普遍经验又遵循我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