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层为体、项目为用:一个中央项目运作的组织探讨

当前中国政府组织中项目泛滥,其运作往往离不开科层体制,要想深入理解项目运作,就要探讨它与科层制的复杂关系。立足于基础性组织理论,本文提炼出项目制的三重构成要素,并与科层制进行比较,勾勒出两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看似融合背后的张力。这种张力体现在:项目统一规划与科层条线传递之间的张力;项目的时段性与科层的常态性之间的张力;项目的目标导向与科层的规则导向之间的张力。在当前政府科层体制缺乏有效外部约束、项目发包方与需求方隔离过远等条件下,这种张力体现得淋漓尽致,呈现出"科层为体、项目为用"式的项目运作机制。本文以中央农口项目的整合为案例,指出这项中央、省级和基层均有意为之的变革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来自上述系统性张力。本文通过对多级科层组织策略实践的考察,具体而微地刻画了这种张力的表现形式。

从碎片到统合:项目制治理中的条块关系

项目制治理中,条块关系的复杂性尤为彰显,突出体现在走出"碎片化"的统合实践中。根据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种统合层次,以及以条带块与以块带条两种主体方位,可以建构出四种条块统合策略:条块重构型、任务推动型、末梢应对型和捆绑结合型。循由近些年来中国农业农村项目实践进行多案例探讨可知:末梢应对型适用于通过试点探索经验,涉及面小且运行成本低,但难以调动上级;捆绑结合型属于多级条块间的利益与目标捆绑,但容易造成双向锁定,并且难以推开;任务推动型通过条块动员,触及了分配体制机制,但面临多任务协调难题,还难以制度化;条块重构型影响深广,往往建立在经验积累基础上,并且需要较强改革魄力,也应注意实现步骤。

政府组织间的权责配置--兼论“项目制”

立足于基础组织理论,结合我国政府组织间关系的现实,本文建构了政府间权责关系配置的基本框架。政府组织与企业不同,具有自身的权责类型,权威体现为汲取与产出两个维度,责任则通过监督与问责的方式和来源得以呈现。作为单一权威制国家,我国既不同于联邦制,更不同于极权机制,地方或下级政府具有有限自主性,政府组织间权责配置具有不清晰、连带,以及向上负责和责任易转嫁等特征。在此基础上,本文统合了"中国式联邦制"、"锦标赛"等假说,厘定其解释边界,以提出既契合我国特殊性,又对一般理论有挑战和贡献的假说。为了解释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政府组织间关系变迁,"项目制"研究勃兴,但尚未从组织角度展开深入思考。本文阐明"项目制"的权责配置类型,以及其变迁背后的制度背景。它让我们将视野投向讨论很少的"条条"间关系,主要体现为不同于M型和U型的"条条"竞争和纵向互倚。

组织衰减的回馈与恢复机制--读赫希曼《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

在当今社会科学领域，过度强调学科分工的后果是经济、政治和其他社会制度被隔离开来研究，由此导致“想象力”的丧失（Mills，1967）。虽然很多学者观察到这种状况，但着力于改进它的很少，阿尔伯特·O．赫希曼（Albert O．Hirschman）无疑是其中卓越的一位。

从单位制到项目制:中国国家治理机制沿革

在国家治理研究中,单位制与项目制是两个重要的本土化概念,它们分别在不同时期高频出现,但对两者间的沿革机制鲜有系统分析。以总体管控、非契约性与弱激励为要义的单位制因陷入绩效困局而转型,相关探讨往往局限于国有制层面,其实单位制遗产或变身遍布于多层次、多方面的项目制治理。项目制的理想类型则以目标导向、契约性与强激励为核心特征,在其适用边界内能够达致良好效果。然而,当目标多元、不可测量或难以确知,契约性软化以及强激励失灵时,过度膨胀的项目制便发生治理偏离,单位制在不同维度上得以再生产。循此,锥型、链型、铳型和钳型四种项目典型现身于不同的国家治理领域,绩效差异明显。对应于四种典型模式,本文还以城市基础设施、农村扶贫、社会服务外包和创新产业升级项目为案例,做出了经验阐释与理论命题的进一步对话,并对项目治国和单位回潮实践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中国政府科层中的项目运作

中国政府科层组织的特征科层制的产生远在韦伯之前,但韦伯系统地研究了科层制,分析了科层制的一系列特征,认为它满足和推动了理性社会的到来。布劳和梅耶总结分析说:"专业化、权力等级、规章制度和非人格化这四个因素是科层制组织的基本特征。"非人格化实际上蕴含在其他三个因素之内。除了一些基础性组织特征,政府组织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中国在这重特殊性层面之上还有自身的独特性。首先,在企业科层中。

社会组织准入:制度约束与地方突破(下)

三、地方突破:三种类型的比较由于重重准入制度约束,社会组织面临着很大的现实困境。有些社会组织很难找到业务主管单位,特别是那些有一定政治风险的,比如管理在监犯人子女的太阳村,很长一段时间连前置审批都无法获得。另外,很多社会团体规模较小,没有固定场所,资金来源也不够稳定充裕,这是当前我国社会不够发达的必然表现。

社会组织准入:制度约束与地方突破(上)

一、问题的提出关于社会组织,有一些相关概念和不同叫法,比如民间组织、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等。虽然名称各异,但非政府性(Non-Governmental)和非营利性(Non-Profit)是其较公认的两个特征。"社会组织"这个字眼第一次出现在我国官方正式文件。

派生型组织:对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形态的组织分析

本文探究了中国社会组织的一种普遍类型——派生型组织,它们名义上是独立法人,但在人事、财务和核心决策等方面附属于政府部门。作为一种独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形态,派生型组织构成"部门统合主义"的一环,借由中国式项目制,行政部门在此实现了"单位制"的再生产。本文提炼出三组命题,系统解释了派生型组织的产生、维系与变革过程,指出这是在三对组织要素间进行张力调适的结果,分别体现在部门自主与组织环境之间、项目收益与风险之间以及控制与激励之间。相关组织机制交织在一起,推动了派生型组织从产生到消亡的动态演变。

科层与市场之间: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中的复合治理——基于信息模糊视角的组织分析

关于中国政府的购买服务项目,兼具科层与市场特征的复合治理是最普遍的现象。基于项目承担者与政府部门的关系,本文区别出紧密机构、松散机构和关系网络三种复合类型。真正的市场购买之所以难以实现,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组织中信息模糊带来的阻隔。信息模糊体现在制度环境、主体间关系和产品本身三个层面,分别称为"脱耦型模糊"、"关系型模糊"和"产品型模糊",它们"三位一体",既各自独立又相互激发。在理论框架基础上,本文以中国东南沿海L市为个案,细致展示了政府服务购买中的复合治理模式,以及背后信息模糊的实践形态。本文的分析框架是基于本土经验的新尝试,有助于推动对中国治理实践和信息特质的深入探讨。

项目制治理的边界变迁与异质性——四个农业农村项目的多案例比较

作为一种国家治理制度,项目制并非单向扩张,而是与相关制度之间的边界不断推移与渗透。分税制之后,“条条”得以膨胀,为强化“块块”和社会的参与激励,国家试图收缩项目制治理的边界,却导致其宏观结构和微观过程均更加复杂,异质性增强。基于地方激励性和社会嵌入性双重维度,本文对项目制的异质性展开分析,建构了压力推动—全面动员、层级分包—抓大放小、层级卸责—以点代面以及目标技术—重点铺开四种运作模式,它们是不稳定的博弈解,存在不断变迁的空间。通过四个农业农村项目的多案例比较,本文探析了四种模式更细微的展现及转化机制。

作为派生型组织的社会组织——一种国家与社会关系形态的组织分析

派生型组织:一种普遍性国家与社会关系形态在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即社会组织实际上作为政府的派生机构来运作。这种虽然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但在人事、财务和核心决策等实际运作方面高度附属于其他机构的组织,可被称作'派生型组织'。它是一个广义概念,本文仅关注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层面。

杭州智慧政务的基层实践——以桐庐智慧治理信息中心为例

2016年是智慧政务的后动年。作为一个具有高度信息化水平的城市,杭州明确提出了智慧政务建设。12月,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杭州市智慧政务发展'十三五'规划》,指出杭州将在'十三五'期间,以'数字杭州'为引领,推动电子政务的智慧化转型,着力建设智慧政务,以充分释放大数据应用的巨大潜能,助推服务型政府、创新型政府、廉洁政府和法治政府建设,不断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作为浙江省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试点县,桐庐县勇立潮头,合理策划,代表着践行智慧政务的基层样本。2016年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