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集中居住的实践类型、困境与对策——基于江苏P县的实证分析

基于对村社主导型、政府主导型和资本主导型3种农民集中居住模式的实证调研分析,揭示了3类集中居住模式的困境乃是政府、资本与农民需求之间的背离所致。而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更为宏观和根本的制约因素则是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农民半工半耕的生计模式和庭院的多重功能。在此背景下,只有采取"政府引导、农民参与、成本共担、因地制宜"的"政府+村社"集中居住建设模式,才能调动农民积极性、满足农民住房需求,进而促进农村长远健康发展。

确保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效果的制度文本与实践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下文简称"低保")作为一项影响深远的民生工程,发挥着"兼顾公平"和"维护基层秩序"的重要功能。自农村低保实施以来,国务院、民政部颁布系列旨在推进低保制度规范化的文本。然而,这些制度文本除了给政策执行者带来工作困难、提供抵御外界干扰的制度保障外,也遇到了自身带来的反规范化问题。低保申请、公示和民主评议等制度文本的实践表明,只有在国家制度设计者、地方行政者和民众三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才可能真正推进低保制度规范化建设,确保低保功能的正常发挥。

新贫困陷阱:少数民族地区信贷扶贫政策反思

少数民族地区农民家庭因其落后的家计模式导致深度贫困,而消费的现代化滋生家庭信贷需求。信用社的信贷扶贫政策创新为农民贷款提供了便利,然而,贫困户因其实物经济的生产方式与信贷经济货币化特点不适配、不固定收入与信贷固定支出不适配、农民家庭低积累和信贷高额本息的体量不适配,导致部分贫困家庭因无法按期偿还本金,通过"利息养本金"的方式不断追加债务,陷入新贫困陷阱。对此,少数民族地区的反贫困工作应该通过激发家庭发展能力、教育农民观念而实现家庭积累;同时完善信用社贷款政策,控制农民因信贷致贫的风险。

乡村陪读工劳动力市场及其生成逻辑——基于安徽省毛坦厂镇的调查

随着农民家庭发展目标变迁,乡村陪读群体兴起,产生了家庭陪读劳动力剩余。本文基于田野调查的定性研究发现,在发达地区产业升级的背景下,一些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和生存困境的小规模企业转移至乡村地区,其弱组织方式和弹性化的企业管理制度适应陪读劳动力流动周期性强、工作时间碎片化的特点;而农民工的家庭性是形成陪读劳动力的内在因素。乡村陪读工劳动力市场,是农民工劳动力结构性变迁和发达地区小规模企业区域性转移的“显结构”,以及农民家庭发展目标变迁和农民“家本位”价值观念的“潜结构”双重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