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医疗制度变革的理想与实践(1930—1949)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医学界有识之士的极力倡导下,民国政府逐渐变革医疗卫生体制,施行公医制度,确立了以传染病防治为重点的疾病防治模式,疾病控制策略也开始由个体转向群体、由民间自发到政府组织转变。抗战时期,公医制度在抗战大后方得以实践并取得一定的成效,加速了中国医疗制度由传统医学向现代医学的过渡,但也存在公医制度设计理想未能很好满足当时社会现实医疗和防疫需求和民众观念契合程度不高等问题。

论宛西乡村建设中的基层干部培养

20世纪30年代宛西乡村建设领导者通过控制基层自治干部,进而积极强化地方自治政权建设。在此过程中,基层干部的技能培训、思想教育及任用是宛西地方政治权力形成的主要途径。在新政权培育过程中,一方面,新政治阶层参与自治政权加速了原有政权体系的瓦解,另一方面,也存在过于依赖领导人威望等问题。

清末民初贵州报刊业转型研究

清末民初,受民主变革思想的影响,贵州报业勃兴。一方面,报业的兴起和发展为近代贵州知识分子构建公共舆论奠定了公共交往和舆论空间。另一方面,囿于贵州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其报刊的近代转型受阻,没有超然于政治权利之外。

浅析数字化时代河南省高师院校历史教师教育现状

数字化时代,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在给历史学科教学和科研提供便利的同时,也给历史教师教育带来了急功近利情绪等负面影响。当前河南省内师范院校历史教师教育的学制年限与培养模式设置基本相同,存在着对历史教师教育类课程重视不够,实践环节实效性不强等问题。高师院校正视问题,与时俱进,努力适应数字化时代生存和发展,势在必行。

近代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宗教与医疗文化研究

贵州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医疗文化,他们不仅使用药物治疗,而且也相信宗教仪式能够驱鬼除病。自晚清以来,西方传教士开始在贵州进行医疗传教,至民国前期贵州已有多处传教士创办的医疗机构。传教士的活动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疾病观念和就医选择,但并未能从根本上触动贵州传统的医疗方式。少数民族治病疗伤的方法是民族宗教文化的反映,已经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化为生活的常态,不易改变。

私学与新学:民国贵州民族地区私学的嬗变

民国时期,贵州民族地区呈现出传统私学与近代新学并存的局面。受西学思想的影响,新学兴起,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私学教育,但还不能够取而代之。贵州地区私塾改良后,仍得到城乡民众的认同,展现出私塾顽强的适应性。同时,由于民族地区新学教育发展的不成熟,使私学与新学之间在冲突和竞争中传承。

试论近代社会变迁与贵州民族教育

抗战爆发后,从抗战和救国宗旨出发,国民政府及贵州地方政府积极推进民族教育改革,推进了少数民族知性化进程,改良社会风俗,开拓民族地区教育改良的路径,为其他民族地区提供一些可取之经验,增强了民族主义观念和民族国家意识,并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为抗战胜利渗透了良好的思想元素,进一步促进了民族地区教育的现代化进程。

抗战时期贵州少数民族区域疫病防治制度的建构与社会的疏离

抗战期间,贵州作为战略后方转移与民族复兴之重地所承受的压力与重任共生,随着战事吃紧,贵州各地疫病流行非常严重,面临着直接危及抗战胜利与全民健康。为此,国民政府下大力气,采取多种形式,在各地开展种种防疫工作,强化各类防治措施,初步建立基本疫病防治体系,尽管取得一定程度收效,为抗战胜利做出重要贡献。但是由于国民政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制度上的不足及政治腐败,基本的疫病防治体系的建立同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疫病的漫延,最后呈现制度的建立与社会的流离。

抗战时期西南地区乡村医疗卫生建设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及医学界精英克服各种困难,致力于全国尤其是抗战大后方西南地区的乡村医疗卫生建设。人们借助各种社会力量健全和完善基层卫生组织,积极训练卫生技术人才,积极开展民众卫生及学校卫生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由于抗战时期人力、财力的制约和地方民众缺乏对新医学知识的信任,偏远民族地区知识落后等困难的客观存在,致使西南乡村医疗卫生保健事业未能普遍推行,城乡之间的医疗卫生水平呈现不平衡发展。